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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延新汉简“候粟君所责寇恩”案
作者:程惠炳  发布时间:2022-02-24 17:12:56 打印 字号: | |

一、案件概况

《候粟君所责寇恩事》汉简出土于1974年居延遗址(位于内蒙古额济纳旗),详尽地记载了一起原告为甲渠候粟君,被告名为寇恩的民事纠纷。责,即债,意为粟君向寇恩主张、催讨债务。甲渠候,为都尉属下,官职大致相当于县令。在民事起诉状的“事实与理由”部分,粟君分三点陈述了寇恩欠债不还的经过:第一,去年十二月中旬,粟君雇佣寇恩运五千条鱼到觻得去卖,约定的佣金是一头牛和二十七石谷,约定鱼价需卖到四十万钱,但寇恩只交回三十二万钱,尚欠八万不还;第二,寇恩临行前又借牛一头用来运鱼,结果牛被出卖,又不还牛钱;第三,之后,寇恩将作为佣金的牛来偿债,但该牛比借走的牛便宜二十石谷子,综上,寇恩应偿还我八万钱和二十石谷。起诉后,居延县廷将此案写成报告,并附以原告诉状,转到寇恩所在地的乡啬夫(乡里负责司法诉讼的官员)那里,由其传讯寇恩并进行验问。乡啬夫验问之后,要将验问经过、结果写出报告,称为“爰书”,回呈居延县廷。回呈爰书不仅要陈述验问经过,还要对案情如实详尽报告,并对案件的处理提出意见。简册的第一份回呈爰书因发生在乙卯日(初三),学者多称之为乙卯爰书,翻译成白话文如下:

建武三年十二月癸丑朔乙卯日,都乡啬夫名叫宫,宫以居延县廷移送来的甲渠候起诉状将寇恩传唤来。先告知寇恩汉律中有关诉讼规则“在陈述案件事实时故意不如实提供财物数目,案件标的金额超过五百钱的,如果供述后满三日不更正的,则构成其所举劾对方的相应犯罪罪名”的规定,然后通过爰书的方式对其进行验问。寇恩陈述说:“我的籍贯在颖川郡昆阳市南里,今年六十六岁,姓寇。去年十二月中旬,本来甲渠令史华商、尉史周育本应该为粟君运鱼去觻得卖的。结果二人有事都去不了。史华商就拿出一头八岁的黄色公牛,估价值六十石谷子,又单独拿出十五石谷子,一共七十五石谷;而周育拿出一头五岁的黑色公牛,估价也值六十石谷子,他又拿出四十石谷子,凑齐一百石,一并交给粟君,作为运鱼去卖的报酬。当时,粟君转而雇佣寇恩来完成这趟活,即载鱼五千头到觻得卖,报酬是:牛一头、谷二十七石,当时约定为鱼要卖四十万钱。当时,粟君把华商的八岁黄牛和二十七石谷子交付给了寇恩作为雇价。过了几天要出发时,粟君跟我说:“黄牛有点瘦,周育的公牛虽然个头小一点,但更肥壮,两头牛价值相等,你随便挑一头可用的去吧。”我就挑了黑牛去,留下了黄牛,并不是从粟君处借牛。我到了觻得后把鱼卖光了,但售价没有预想的多,因此卖掉了黑牛,并把三十二万钱(鱼钱加牛钱)一并交给了粟君的妻子——业。因为比约定的价钱少了八万,我把一个价值万钱的车轴、值三千的皮口袋、值一千钱的大竹笥、值六百钱能装一石粮食的一个去卢(用竹片或柳条编的饭器);两枚共值一千钱的绳子,都装在业的车上,让业带回家。途中到了第三驿站,给业买了二石大麦,价值六千钱。又走到北部(地名),我又给业买了十斤肉、一石谷子,按市价一石值两千钱;以上共计两万四千六百钱,我都给了粟君。我因为欠粟君的钱,所以没有从粟君家取回我的器物。还有,我儿子寇钦在为粟君打鱼,从去年腊月二十起到今年正月、闰月、二月止,总计工期一百天,并没有拿到工钱。按当时的市场价,成年男子的每天工钱是二斗谷子,一百天就是二十石谷子。还有,我在觻得把钱给业时,市场谷价是一石四千钱。寇钦的工钱按十三石八斗五升,按觻得当地的市价为五万五千四,所以寇钦作工的工钱已经是八万钱,足以抵偿欠款。算下来是粟君倒欠我六石一斗五升谷钱未付。我在觻得自已负担伙食费、斩草料喂牲口,加上为业赶车回到居延,走了二十多天,也没有要赶车的钱。之前,史华商、周育都是按六十石的价值把两头牛给了粟君,粟君也是以这一价格把牛交付给了我,牛的事已经解决(履行完毕)。所以寇恩不欠粟君牛,也就是说不欠二十石谷钱。以上陈述我保证都是事实”。

第二份戊辰爰书(十二月十六日)的内容与此前乙卯爰书大致一致,只有变更回程次序为先到北部,后到第三驿站;谷三石与钱万五千六百分别计算,而器物“皆在粟君所”,变为“皆在业所”,从事实上更加准确。而且在一些细节上更加生动,如此前表述中“恩以负粟君钱,故不从取器物。”表现的是寇恩自感欠钱理亏,所以没有拿走自己的物品。其第二次表述为:“恩与业俱来到居延后,恩欲取轴、器物去,粟君谓恩:汝负我钱八万,欲持器物?怒,恩不敢取器物去。”一个怒字,更体现了粟君的蛮横无理,即寇恩本意是想拿走自己的物品,但遭到粟君拒绝。

三天期限届满后,也就是寇恩的陈述已经发生法律效力、不得再任意变更时,乡啬夫根据县廷的指示,将两份验问结果写成一份综合报告(十九日爰书,又称辛未文书),其中有一句“粟君愿意归还寇恩的器物,但因使用破败,寇恩不愿意接受”的陈述。反映了粟君的心虚,也为寇恩的胜诉加分。辛未文书呈送县廷,作为县廷判决的依据。

当居延县廷接到乡啬夫的第一次验问爰书后,及时将之转达给原告粟君,县廷先征求粟君对爰书的意见,看原告是否认可,这一做法也被学者解释为在双方当事人间进行调解。粟君对寇恩的陈述不予认可,后都尉府指令居延县廷“更详验问”。居延县廷指出,寇恩与粟君的陈述差距甚大(恩辞不与候书相应,疑非实),粟君也以爰书的形式提出自己的证辞,欲与寇恩对簿公堂。乡啬夫第二次验问后,再次向县廷写出第二份验问爰书,重申第一次验问事实属实,认为寇恩的债务已完全清偿。

最后一份右爰书:(己卯日)公布案件的结果是,粟君因政不直,被免职处罚。

二、案件评析

     (一)关于案件审理中的如实陈述

“寇恩”册乙卯、戊辰爰书的开头,均有下列一段:“无以证,财物故不以实,减五百以上,辞巳定,满三日而不更言请者,以辞所出入,罪反罪之律辨告。”其他居延汉简的爰书开头也发现了相同的词句,由此可知,这是汉代此类爰书的固定格式。本案中这段话的意思大致是说:要验问的案情,目前尚无其他证据,被验问者如故意浮报或隐瞒所供财物的数目,其与原数不符之数,超过五百钱以上者,虽然已录入供辞,但在三天之内仍可更正,超过三天不修正者,则以供辞为准,发现与供辞有不符之处,按反罪之律判罪。

此规定与现民事诉讼法中规定的如实陈述事实类似,现今民事案件开庭时,审判人员均会先行告知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及义务,其中诉讼义务就有如实陈述事实的义务。另外,当今离婚诉讼中家庭财产申报制度与之也有类似之处,目前的家事审判改革工作中,部分法院也探索在家事案件如离婚纠纷案件中建立家庭财产申报制度,该制度要求当事人如实填报财产状况,并明确告知不实申报财产的诉讼风险,且依法对财产申报不实、故意隐匿财产的当事人予以少分或不分财产、罚款、拘留等惩处措施。这种自行申报,与寇恩案爰书固定格式中要求如实供述的意义相同,在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的同时,也缓解了调查取证压力,节约了司法资源,促进了诚信诉讼,在一定程度上威慑和打击故意隐匿、转移财产的违法行为。在执行程序中,被执行人亦有义务如实报告财产。

(二)双方当事人地位相对平等

在该案中,粟君与寇恩因债务发生纠纷。粟君身为军官,而寇恩只是普通百姓,但寇恩并没有轻易妥协退让,相反积极运用法律手段维护自己的权利。有学者指出,寇恩是客民,即外地迁来居延,来自以好打官司出名的地区——颍川郡,“颍川好争讼分异”,耳濡目染,自然也不会逊色于他的老乡。另有学者认为颍川人熟知汉代法律,而寇恩与粟君据理力争,一方面在于他自认并不理亏,另一方面,寇恩对粟君牛、谷的来源一清二楚,若非粟君与华、周另有债务关系,粟君必定属于私受属下财物,而汉代官员若随意克扣下属财物会受到严厉的惩罚。寇恩认识到这一点,当然不会惧怕自己的对手是否甲渠候最高长官了。县廷在审理此案过程中对讯问寇恩所呈的爰书持慎重处理态度,也是汉代“以农为本”,关注民生在诉讼领域中的体现。

(三)民事案件与刑事案件的分别处理

笔者认为,本案的处理方式体现了汉代民事案件和刑事案件的区分。首先,乡啬夫参与了本案的处理。啬夫负责听讼和收赋税。关于司法诉讼方面,其职责主要是按县廷指示传唤被告、验问、核实案情,并提出初步处理意见,类似于现在的法官助理。民事调解工作主要由其承担。在汉代,“讼”和“狱”相对,讼类似于民事诉讼,狱类似刑事诉讼。其次,本案的诉讼程序并未在法庭内进行。本案立案后,验问证词均在法庭外进行,出现争议后,给被告从容陈述、提供证辞的机会。法律也给当事人以修正陈述的机会,虽然寇恩的第一次自证未被对方和县廷所认可,但他迅速修正了陈述中的错漏之处,最终以胜诉结束。

本案还引出了粟君与其下属华商、周育之间的一层“纠纷”,从县廷在审理寇恩与粟君案时对讯问寇恩所呈的爰书所持审慎的态度及史料记载中甲渠候易人的事实,我们可以推测出在粟君与寇恩的民事纠纷案件无意中县廷因发现了粟君的收受下属财物的行为,而上报将其免职,表现出国家公权力将民事纠纷与刑事问题区别对待,对民事纠纷只判定民事责任而不涉及刑罚,但对刑事问题则要另行处理。与我国现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20〕17号)第十条有异曲同工之妙。

(四)旧案新解

按照现在判决的写法,本案无争议的事实如下:

居延的甲渠候粟君与客民寇恩订立(口头)雇佣合同,约定:寇恩为粟君载鱼五千条到三百里外的觻得去卖,售价为四十万钱,如实际售价不足,寇恩应予补足。粟君支付的雇价为一头牛和二十七石谷,在出发前交付完毕。但卖鱼失利,寇恩将赶车的黑牛卖掉,与卖鱼款一并凑了三十二万钱,交给了粟君的妻子业,寇恩尚欠粟君八万钱。

本案有争议的事实如下:粟君主张卖鱼的雇价是一头黄牛,值40石谷,黑牛是借给寇恩方便运输的,但寇恩擅自将黑牛(值60石谷)卖掉,但未向粟君补齐差价。

寇恩在答辩中称,认可少支付八万钱,但以自己各色物品折价二万四千六百,交付给了业,又以自己儿子钦为粟君捕鱼应得佣金五万五千四百,两笔共计八万已清偿完毕。这涉及以物抵债与抵销的适用。

从现有的资料来看,仅有起诉状、答辩状及判决结果,遗憾的是并未反映双方提交的证据等案件细节。但据学者推测,双方地位悬殊,债权人粟君肯定没有出具同意以物抵债的书面文件,也未签订任何书面合同。五千条鱼折合四十万钱并不是个小数目,没有书面文件,可推断出粟君和寇恩不是第一次交易,结合寇恩儿子为其捕鱼的事实,双方之间肯定已经有相当的信任度。根据双方当事人陈述及查明的事实,黑牛才是雇佣报酬,黄牛应该尚在粟君处,此问题不难查明。而且粟君占有寇恩的各色物品未还(由粟君妻子业带回家)及享受寇恩儿子的免费捕鱼劳务,多半其难以否认。

如果以《民法典》《民事诉讼法》对现有案情做出分析,主要的几个问题是:一、粟君占有寇恩器物的意思表示为何?担保、留置、还是以物抵债?寇恩是否有权因破败为由拒绝接收其物品?二、寇恩能否以其子寇钦的劳务来抵债?

1.粟君占有寇恩器物的意思表示

在经济活动中,债权人往往需要以担保方式保障其债权实现。在《民法典》中,物的担保包括抵押、质押、留置等方式。本案中,通过戊辰爰书(第二次答辩状)可知,寇恩本想拿回自己的器物,但遭到了粟君的拒绝,这说明寇恩当时并没有交付器物抵债的意思表示。

2015年12月24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当前商事审判工作中的若干具体问题》中规定“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存在金钱债务,有时双方约定以特定物替代原金钱债务的清偿。实务上将该种替代履行债务的方式称为以物抵债。”可见以物抵债需要双方合意约定,而本案中寇恩在将器物放置于业的车上载回居延的行为中,完全无法看出双方有明确的以物抵债的意思表示,对器物的价值双方也未达成一致,都只是寇恩单方陈述,所以寇恩主张的以物抵债其实不能成立。

通过乙卯爰书(第一次答辩状)中可知,寇恩自认欠款理亏,没有从粟君处拿走器物,或可解释为双方确认欠款数额后,粟君进行了留置行为。相关器物根据寇恩的陈述,价值二万钱有余,而寇恩的欠款达到八万钱,所以留置并不违反《民法典》第四百五十条规定。留置后粟君并未迅速以器物变卖清偿寇恩债务(第四百五十三条),而是在留置达一年之久后,进入诉讼(二审)阶段,眼看胜诉无望,粟君提出可以向寇恩返还相关器物,来消灭寇恩的该项抗辩,但寇恩此时拒绝接受。这里寇恩的行为,可解释为参照适用《民法典》第四百五十一条,即粟君的行为造成寇恩所有的器物的破败,其赔偿责任与寇恩欠款相抵销(《民法典》第五百六十八条、第五百六十九条)。

此外,因欠缺事态的紧迫性,粟君的行为不构成《民法典》第1177条规定的自助行为。

 2.寇恩主张以其子劳务抵债,在古代家父主义的背景下尚属合理,但如果在当下,人民法院可以合同相对性原则为由对寇恩的该项抗辩不予采纳,或者追加寇钦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以查明事实,或要求其到庭就此发表意见。如果寇钦称未获偿工钱且同意抵充寇恩之债,则与粟君主张的债务构成广义的抵销亦无不当。

三、由案件引发的思考

虽然古代民事活动与现代民事活动存在着较大差别,但是当事人的行为追求的效果及发生纠纷时希望通过案件审理查清事实,实现司法公正却是古今司法审判共同的理想。在以“寇恩”案为代表的古代司法案例中,在出现债务纠纷时,即使当事人之间社会地位悬殊,也没有强行自力救济,而是通过诉讼进行解决,对现代的民事活动具有一定的启示作用。

(一)禁止强行型自力救济,优先通过诉讼解决

秦《睡虎地秦墓竹简·法律答问》:“百姓有责(债),勿敢擅强质,擅强质及和受质者,皆赀二甲。”早在两千年前,我国就立法禁止民间因债务而非法强行奴役债务人,否则将处以罚金。唐代法律严格禁止扣押人质来催债。《唐律疏议·贼盗》中“有所规避执人质”条规定:“诸有所规避,而执持人为质者,皆斩。”但唐代不禁止用奴婢质债,只是禁止以良人为奴婢质债。唐律二十六卷《杂令》载,“诸以财物出举者,任依私契,官不为理。若违法积利、契外掣夺及非出息之债者,官为理。”国家认可双方的意思自治,只管控受理高利贷、合同约定外的财物掣夺和无息债务案件。《宋刑统》极大地继承了唐律的体系及具体规定,其卷二十六《杂律》关于“负债违契不偿、负债强牵掣畜产、良人为奴婢质债”等规定与唐律无异。谓公私债负,违契不偿,应牵掣者,皆告官司听断。“收质者,非对物主不得辄卖。若计利过本不赎,听告市司对卖,有剩还之。”南宋时,对强行收取借贷者财物来抵偿债务的做法已完全禁止。宋《庆元条法事类·关市令》规定:诸负债违契不偿,官为理索。还规定,以威势殴缚取索加故杀罪三等。债权人向债务人贷放钱物,不得要求债务人以田宅等不动产或耕牛等农家重要生产条件作价偿还。“诸以有利债负折当耕牛者,杖一百,牛还主。”禁止负债强牵掣财物,比如耕牛,对确保农民拥有起码的生产资料从业农业生产具有积极意义。这与我国是农业经济占主导的自然经济性质背景,是分不开的。西夏《天盛律令》卷三《催索债利门》规定:“诸人对负债人当催索,不还则告局分处,当以强力搜取问讯。一诸人欠他人债……不允以强力将他人畜物、帐舍、地畴取来抵债。违律时徒一年,房舍、地畴、畜物取多少当还属者,债当另取。”元《通制条格》卷二十八《杂令》:“债务止还一本一利……并不得将欠债人等,强行扯拽头匹,折准财产,如违治罪。”《元史》卷一五《刑法志四》:“诸称贷钱谷,年月虽多,不过一本一息,有輒取赢于人,或转换契券,息上加息,或占人牛马财产,夺人子女为奴婢者,重加之罪,乃偿多取之息,其本息没官。”《明律》规定:若豪势之人,不告官司,以私债强夺去人孳畜产业者,杖八十。若估价过本利者,计多余之物,坐赃论。依数追还。若准折人妻妾子女者仗一百,强夺者加二等,因而奸占妇女者,绞。人口给亲,私债免追。《大清律》卷九《户律·钱债》若豪势之人不告官司,以私债强夺去人孳畜产业者,杖八十。

以下试举几例涉及担保和约定债权人可自力救济的古代契约相关条款:

吐鲁番出土的《唐总章三年(670)白怀洛举钱契》中写道“酬还,若延引不还,听牵取白家财及口分,平为钱直。仍将口分、蒲桃(葡萄)用作钱质。身东西不在,一仰妻儿酬还钱直”,即将借款人白怀洛的口分田、葡萄园作为质押。

《唐贞观二十二年(648)河南县桓德琮限期退还典宅钱契》中写道“如其违限不还,任元隆宅与卖宅取钱还足,余乘(剩)任还桓琮。

《唐建中三年(782)于阗马令庄举钱契》:“如不得,一任虔英牵掣庄家资牛畜,将充钱直。有剩不追。”

《武周长安三年(703)高昌曹保保举钱契》:如延引不还,及无本利钱可还,将来年辰岁石宕渠口分常田贰亩折充钱直。

民间借贷等债务违约往往是债务人生计窘迫所致,这种经济地位的悬殊使纠纷复杂化。所以,历代的法律都对借贷合约的执行有所规范。为了保护弱势的债务人,禁止强夺他人产业。对比历代法律规定及民间契约内容可知,两者之间存在一定冲突。一方面不准“强牵掣畜产”,另一方面可以约定“听牵取家财”、“一任牵掣家资”。由此引发了一个问题,在债权人欲实现债权时必须经由官府,还是可以双方协商解决?法定大于约定,还是约定优于法定?在签订契约时,基于优势地位,债权人当然会保证其权益得到最大限度的保障,但民间债权人权益的保障永远不是封建社会的头等价值选择,而是社会秩序,其次是诚信原则的维护,即以德治国的需要。国家对于契约的管理,首先不是出于对债权人利益的维护,而是立足于维护一个安定的契约秩序。一方面是为了维持封建统治秩序,另一方面也是要保障官府(包括司法部门)的权威。笔者认为,债权人若要强牵债务人资财,必须以签订的借贷契约中商定内容为限,契约中若没有明文规定牵掣家资等内容,则不得强牵掣夺债务人财物来抵债。用掣夺家资的办法来抵债,官府并不反对,但必须报告官府,经官府判断以后才可进行。否则,超过了合同约定的债务金额,就要对债权人以强盗受赃罪论处。这是对债权人掣夺家资抵债权限的一种严格限制,立法平衡了对负债者正当权益的保护和对诚信原则的维护。

清代典当、买卖契约中,常见“并无货债准折逼勒等情”、“亦非债货准执”“并无拈折仰勒情由”“如有违碍”表述,可知缔约当事人有意识地与以物抵债相区分,且内心认为以货折债并不属于正常的清偿方式。这也就解释了在重视契约的古代,为何难以找到以物抵债契约文本。如果解释为官为理,那么为何少见相关判词的疑问。结合历朝法律“官为理”的要求,我国的以物抵债并不能类推适用买卖合同,而更像是执行阶段债的一种被动清偿方式。

(二)劳役抵债

我国一直存在使没有偿还能力的债务人以劳役抵债的传统。秦《睡虎地秦墓竹简·司空》:“有罪以赀赎及有责(债)于公,以其令日问之,其弗能入及赏(偿),以令日居之,日居八钱;公食者,日居六钱。百姓有赀赎责(债)而有一臣若一妾,有一马若一牛,而欲居者,许。”即,有罪应缴纳罚金以及欠官府债务的,应依判决规定的日期加以讯问,如无力缴纳赔偿,即自规定日起使之以劳役抵偿债务,每劳作一天抵偿八钱;由官府给予饭食的,每天抵偿六钱。以劳役抵偿罚金债务而要求以他人代替服役,只要强弱相当,可以允许。这是我国最早的“以物抵债”的法律规定,即对于无力偿还债务者,许其劳役抵债,或称以工抵债。汉《论衡》有曰:“贫人负官重债,贫无以偿,则身为官作,债乃毕竟。”可见此规定一直延续,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此种方式既保护了交易安全,也保障了债权的实现,有利于维护社会稳定。

《太平御览》卷四一一引刘向《孝子图》中有载:前汉董永,千乘人,少失母,独养父。父亡,无以葬,乃从人贷钱一万。永谓钱主曰:后若无钱还君,当以身作奴。主甚愍之,永得钱,葬父毕,将往为奴。这是我国西汉时一份质押借贷的契约,也是著名的二十四孝故事之一。对于“以身为奴”的性质,有学者认为系以劳役偿债,但笔者认为,以劳役抵债丧失的只是劳动力,而以身为奴的表述,意味着丧失人身专属性。

唐代法律允许在家资不能完全抵偿债务时可以“折役偿酬”,《唐律》卷26杂律第400条规定:诸妄以良人为奴婢,用质债者,各减自相卖罪三等;知情而取者,又减一等。仍计庸以当债直。由此可知,唐代对用良人质债要受到刑事处罚,其立法目的在于,确保足够的自由农业人口,以保障生产的顺利进行。唐《开元令》规定:家资尽者,役身折酬,役通取户内男口。”即以债务人及其子女(尤指男性)出卖劳役来偿还债务。酬劳之计算方式系按《杂律》规定“仍计庸以当债直,谓计一日三尺之庸,累折酬其债直。”但不改变其原有良人身份。否则一旦非法堕入奴婢贱籍,不仅颠覆了社会秩序,更使国家赋役因公民流失而减损税源,必刑罚加身以示惩戒。但如果放贷者不知情,“不坐,亦不计庸以折债直。”不会受到法律的惩处,也不以质当者的庸工来酬还欠款。

宋朝法律不再允许债务人“役身折酬”,也明文规定禁止用良人质债。如《庆元条法事类》卷第八十杂门·出举债负(敕令格申明)·敕·杂敕规定:“诸以债负质当人口,杖一百,人放逐便,钱物不追。情重者奏裁。”

西复《天盛律令》规定的“出工抵债”是在债务人不能偿还时,先由负连带赔偿责任的同借者、保人负责偿还;同借者也无力偿还时,则由他们的妻子、媳、未嫁女等到债务人处做工,从工价中抵偿债务。在他们的妻、媳、女所典的钱不足以清偿债务时,则由借债者现在所属的家主偿还,也可让家主中的其它私人奴仆去做清偿。家主没有使用借款就不必承担连带偿还责任,上述情况都不能保证偿还到期债务时,最后才由借债者自己到债主处做工,以劳力工价来付清所借债务,出典劳力者所做工价与所借本利相等后,则可返回,不许再在利钱、谷物中收取债偿。西夏债权担保制度中,“出工抵债”是最后的债务补救措施,仅在债务人、保人、家主等都不能偿还到期债务的情况下,才实行“出工抵债”的办法。唐律规定“以身折酬”者只允许户内男口去出工抵债。而西夏律法中男女口都可以通过到债权人处做工,以价抵还债务。只是大男、少男、大妇、小妇出典劳力的工价不同。但是,西夏律法规定严禁典押父母,或是让父母出工抵债。

元代时期役身折酬作为债务清偿的担保补救措施是许可的。如《至元杂令·质债折庸》规定:“诸负债贫无以备,同家眷折庸。”元代人身典卖称为“典雇身役”,其实质是落后的人身质押借贷:《至元杂令·典雇身役》规定:“诸良人典雇身不得过五年。若限内重立文约增加年月者,价钱不追,仍听出离。或依元立年限准克已役月曰转典雇者,听。其典身限满无可赎者,折庸出离。或典数口内有身死者,除其死者一分之价即典。奴婢不在折庸之例,内有身死者,收赎日并出元价。其官户及奴婢并不得典雇良人,亦不得典雇监户官户,违者元价不追。元代对以劳动力抵偿债务者没有年龄、性别限制,但奴婢不得典雇身役。

四、结语

《候粟君所责寇恩事》是居延汉简中最完整、最重要的文件之一,不仅有助于了解我国汉代民事诉讼的程序规则,也反映出早在2000年前,我国已经出现民事主体一律平等、如实陈述、刑民分立等思想,而且债权人优先选择以诉讼方式解决债务纠纷,债务人亦可提出以物抵债、以劳务抵债等主张。


 
责任编辑:张雨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