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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案例】侵权责任纠纷案件中对“被监禁的人”提起诉讼的管辖审理思路
作者:黄粲  发布时间:2022-03-28 11:13:46 打印 字号: | |

裁判要点

本案系比较复杂的管辖案件。主要涉及以下几点:

第一,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二条与民诉法解释第八条的区别适用以及上述法律中“被监禁的人” 应符合何种条件。

第二,侵权责任纠纷中,原告经常居住地是否可以视为侵权行为地。

第三,侵权法律关系与合同关系竞合下,涉诉协议管辖条款效力的认定。

第四,管辖案件中,应对充分审查当事人身份情况,并严格按照级别管辖和集中管辖的规定,对涉外案件受理法院进行确认。

 

相关法条

1、《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二条

下列民事诉讼,由原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原告住所地与经常居住地不一致的,由原告经常居住地人民法院管辖:
  (一)对不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居住的人提起的有关身份关系的诉讼;
  (二)对下落不明或者宣告失踪的人提起的有关身份关系的诉讼;
  (三)对被采取强制性教育措施的人提起的诉讼;
  (四)对被监禁的人提起的诉讼。

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八条

双方当事人都被监禁或者被采取强制性教育措施的,由被告原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被告被监禁或者被采取强制性教育措施一年以上的,由被告被监禁地或者被采取强制性教育措施地人民法院管辖。

3、《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八条规定:“因侵权行为提起的诉讼,由侵权行为地或者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


案件索引

一审: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9)京0105民初55857号(2020年7月3日)

二审: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2020)京03民辖终662号(2020年12月17日)


基本案情

原告庄某、韩某一审起诉称:2012年3月25日,刘某以其当时实际持有的怡海公司全部股权的67%作为质押物,向二原告借款并与二原告签订《借款合同》,约定借款金额70 00万元,借期三个月;另约定本合同在履行过程中发生的事宜由各方当事人共同协商解决签订补充协议等,协商不成的,向本合同签订地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二原告向刘某足额提供了借款,刘某亦为二原告办理了约定的股权质押变更登记,即二原告指定的叶某工商登记为持有怡海公司67%股权,为怡海公司新的法定代表人,并将怡海公司左岸项目的《国有土地使用证》也质押给了二原告。后刘某未能依约还款并长期拖欠本息,为此,刘某及其实际持股并控制的怡海公司于2013年2月23日,同二原告在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中路签订了《借款合同补充协议》(以下简称《补充协议》),约定本补充协议在履行过程中发生的事宜,由各方当事人共同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依法向本合同签订地(即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起诉。刘某后亦未能按《补充协议》约定还本付息。2013年6月2 8日,刘某向二原告确认截至2013年6月30日,刘某欠付二原告借款本息共计1.0925亿元,刘某自愿以怡海公司100%股权折价1亿元,用于抵偿二原告借款本息合计1.0925 亿元。同日,刘某将怡海公司全部财务资料、公章、财务章、合同章及怡海公司名下左岸项目全部权属证书、法律手续等均移交给了二原告及二原告的指定人员,项目公司交付给了二原告。2013年7月初,刘某配合二原告将怡海公司全部股权、法定代表人等均变更至二原告指定的单位海港投资公司和个人叶某名下,怡海公司名称同步更名为海港房地产公司。自此,刘某已不是海港房地产公司(原怡海公司)的股东及法定代表人,亦不再持有海港房地产公司(原怡海公司)任何东西。二原告及海港投资公司、叶某等接管了海港房地产公司(原怡海公司)并新增巨额投资,海港房地产公司(原怡海公司)名下房地产项目(左岸项目也更名为“赵王御府”项目)逐步进入实际建设中,截至 2018年底大部分在建楼宇已封顶、部分楼宇已进入销售期。自 2018年底以来二原告陆续获知:2013年至 2015年 4月间,赵某、丁某、武某、刘某1、刘某1、苏某等均为商务人士,熟悉企业注册和商业经营等商务常识,该六人在已知刘某当时非海港房地产公司(原怡海公司)股东和法定代表人的情况下,在出借款项给刘某并签订《借款协议》时,仍要求刘某使用怡海公司名义提供担保,并同刘某签订《借款担保合同(协议)》、《还款承诺》、《还款计划》等。相关材料担保人落款处签有“怡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字样的印鉴。赵某、丁某、武某、刘某1、刘某1、苏某六人自2016年以来,先后依据前述资料起诉,要求海港房地产公司(原怡海公司)就刘某个人的外借款承担连带责任。有关法院先后形成了6份裁判文书,自2018年下半年以来,这些裁判文书要求海港房地产公司(原怡海公司)承担累计超过 7000.万元的不利法律后果。相关法院还查封了海港房地产公司(原怡海公司)巨额财产和购房客户按揭借款银行专用账户,导致海港房地产公司(原怡海公司)运营举步维艰。2019年2月经菏泽市公安局刑事科学技术研究所鉴定显示,前述“印鉴”系伪造,并非海港房地产公司(原怡海公司)历史上工商登记备案的印鉴。二原告现发现,自2013年9 月份以来,由于本案几名被告单独或串通等恶意行为,导致二原告此前受偿的海港房地产公司(原怡海公司)股份折抵的1亿元财产性利益缩水近7成(减少7000余万元),远小于刘某所欠二原告债务1.0925亿元。二原告与刘某签订的《借款合同》、《补充协议》及《协议书》合法有效,应受法律保护。七被告具有共同侵权的意思联络,与二原告的损失有因果关系,应承担共同侵权的赔偿责任。据此,原告诉至一审法院,要求判令七被告赔偿原告本金及其他损失7000万元(暂定)。

赵某、武某在提交答辩状期间,对管辖权提出异议,认为本案应移送山东省菏泽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事实和理由:一、二原告诉请的案由为侵权责任纠纷,依二原告所述,相关的所谓侵权行为实施地和侵权结果发生地均位于山东省菏泽市,且赵某、武某住所地也位于山东省菏泽市,刘某羁押于菏泽市看守所,其他被告住所地均位于山东省菏泽市,均不在北京市辖区。二、《借款合同》、《补充协议》均被后来的《协议书》所取代,且二原告主张的是侵权事实,故本案管辖不应适用《借款合同》、《补充协议》的约定。三、本案违反级别管辖规定。朝阳法院有权管辖权的是诉讼标的额在1亿元以下的一审民商事案件,对诉讼标的额在5000万元以上且当事人一方住所地不在本市辖区的一审民商事案件无管辖权。四、二原告在第二份诉状中变更了诉讼主体,将原先的第三人变更为了被告,也变更了案由,其实质是变更了法律关系性质,等于是一个新的诉讼,二原告的相关变更诉讼主体和案由的行为违反了《民事诉讼法》增加、变更诉请的相关规定。综上,朝阳法院对本案没有管辖权,本案应由山东省菏泽市中级人民法院管辖,并申请将本案移送至山东省菏泽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

刘某1在提交答辩状期间,对管辖权提出异议,认为本案应移送山东省菏泽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事实和理由:一、本案违背地域管辖的规定,不适用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二条关于应由原告住所地管辖的规定。本案七被告住所地及经常居住地均不在北京市朝阳区,其中刘某自2012年起就在山东省菏泽市牡丹区长期居住,于2015年12月2日被菏泽市公安局牡丹分局取保候审,2 016年4月9日再次被菏泽市公安局牡丹分局取保候审,从 2018年8月29日被菏泽市公安局牡丹分局刑事拘留到朝阳法院向七被告送达起诉书,刘某的羁押时间已超过一年,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八条的规定,被告被监禁或者被采取强制性教育措施一年以上的,由被告被监禁地或者被采取强制性教育措施地人民法院管辖,故本案不适用《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二条第三项的规定。刘某在拘留前住在河北省唐山市丰润区白官屯镇立鑫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其他六名被告户籍所在地和经常居住地亦均在山东省菏泽市辖区内,故依据《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一条规定,应由被告住所地有管辖权的法院即山东省菏泽市中级人民法院管辖。二、二原告当庭已经明确其所诉案由为侵权责任纠纷,故本案依法应由侵权行为地或被告所在地法院管辖。就二原告主张的事实理由,侵权行为实施地和结果发生地均位于山东省菏泽市,故应由山东省菏泽市中级人民法院管辖。三、《借款合同》及《补偿协议》是二原告与刘某签订的,该合同主体并不包括除刘某以外的其他六名被告,故依此确认本案的管辖于法无据。四、根据二原告与刘某签订的《借款合同》,刘某将相关款项汇入到农商银行赵全营支行,赵全营支行是在顺义区。综上,朝阳法院对本案没有管辖权,本案应由山东省菏泽市中级人民法院管辖,并申请将本案移送至山东省菏泽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

朝阳法院查明,刘某于 2015年12月2日被菏泽市公安局牡丹分局取保候审,2016年4月9日再次被荷泽市公安局牡丹分局取保候审,2018年8月29日被菏泽市公安局牡丹分局刑事拘留,同年9月30日被菏泽市牡丹区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10月1日被菏泽市公安局牡丹分局执行逮捕,一直羁押于山东省菏泽市看守所。诉讼中,韩某提交北京市朝阳区南磨房地区欢乐谷社区居民委员会出具的《居住证明》,显示根据物业提供居住证明,韩某系2 014年10月 22日至今居住在北京市朝阳区金蝉欢乐园1号院 3号楼3单元301(以下简称301号房屋)。韩某另提交结婚证和房产证,显示其于2019年12月7日与案外人卢卓君登记结婚,301号房屋于2014年10月22日登记至卢卓君名下。诉讼中,经询,二原告不认可赵某、武某、刘某1提出的管辖权异议,认为朝阳法院有管辖权,不同意移送山东省菏泽市中级人民法院。

朝阳法院经审查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二条,对于被采取强制性教育措施或者被监禁的人提起的诉讼,由原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原告住所地与经常居住地不一致的,由原告经常居住地人民法院管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四条规定,公民的经常居住地是指公民离开住所地至起诉时已连续居住一年以上的地方,但公民住院就医的地方除外。本案中,被告刘某自2018年8月29日起被羁押至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二条的规定,二原告可以向其住所地法院起诉。原告韩某在本案中提交的居民委员会出具的居住证明、结婚证和房屋产权证,可以证明其经常居住地为北京市朝阳区,故韩某向其经常居住地法院起诉并无不当。但二原告诉请的标的额超过5000万元,超出朝阳法院管辖范围,故赵某、武某、刘某1关于本案违法级别管辖的规定及本院对本案没有管辖权的异议理由成立。关于移送法院,二原告选择管辖法院的依据包括其经常居住地法院,且不同意本案移送山东省菏泽市中级人民法院,故本案应移送韩某的经常居住地法院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处理。刘某1主张《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八条的规定,双方当事人都被监禁或者被采取强制性教育措施的,由被告原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被告被监禁或者被采取强制性教育措施一年以上的,由被告被监禁地或者被采取强制性教育措施地人民法院管辖。本案中,刘某被羁押已超过一年,故本案不应由原告住所地管辖。对此,本院认为,刘某1的上述主张系对司法解释的误读,上述司法解释适用的前提应当是双方当事人都被监禁或者被采取强制性教育措施,本案不存在上述情况。况且,二原告诉至本院时,刘某被羁押不超过一年。因此,本案管辖不能适用上述司法解释。

综上,朝阳法院裁定被告赵某、被告武某、被告刘某1对管辖权提出的异议成立,本案移送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处理。

赵某、刘某1对朝阳法院管辖权异议一审裁定不服,提起上诉。

赵某上诉称,首先依据被上诉人诉请的侵权责任纠纷,本案的管辖法院应为菏泽市中级人民法院。依被上诉人的起诉,本案的侵权行为与菏泽市辖区法院的执行文书有关,侵权行为实施地和侵权结果发生地均位于山东省菏泽市。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八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十四条侵权责任纠纷的特殊地域管辖规定,本案应由菏泽市中级人民法院管辖。其次,依据一般地域管辖规定,本案的管辖法院应为菏泽市中级人民法院。赵某、丁某、武某、刘某1、刘某1、苏某的住所地均位于山东省菏泽市辖区。原审被告刘某于2018年8月29日被菏泽市公安局牡丹分局刑事拘留,后被羁押于山东省菏泽市看守所,至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起诉之日,刘某被羁押之日已经超过一年的期间,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八条的规定,本案应当由刘某被监禁地即菏泽市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第三,本案无充分有效的证据证明庄某、韩某经常居住地位于北京市朝阳区。且移送山东省菏泽市中级人民法院亦有利于审理和判决的执行。综上,赵某上诉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裁定,将本案移送山东省菏泽市中级人民法院处理。

刘某1上诉称,首先本案属于侵权责任纠纷,作为原告的被上诉人起诉主张的事实发生在山东省菏泽市辖区,诉讼标的人民币7000余万元,除作为一审被告的被上诉人刘某的户籍所在地位于北京市顺义区外,其他被告的户籍所在地和经常居住地均在山东省菏泽市。《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八条规定,因侵权行为提起的诉讼,由侵权行为地或者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本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所谓的侵权行为或侵权结果发生地位于山东省菏泽市。刘某户籍地在北京市顺义区,而不在北京市朝阳区。如按级别管辖的规定和北京市各中级法院收案辖区范围划分的规定,也应由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管辖。其次,本案无充分有效的证据证明庄某、韩某经常居住地位于北京市朝阳区。第三,一审认为上诉人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八条的规定存在误读是错误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八条前半部分“双方当事人都被监禁或者被采取强制性教育措施的,由被告原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用的是句号,与后半部分“被告被监禁或者被采取强制性教育措施一年以上的,由被告被监禁地或者被采取强制性教育措施地人民法院管辖。”是并列的,后半部分指的是单纯被告被监禁或者被采取强制性教育措施的情形。况且,作为本案被告的刘某自2012年起就在山东省菏泽市居住,2015年被菏泽市公安局牡丹分局监禁,后于2015年12月2日取保候审,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及相关法律规定,被取保候审期间不得离开其居所,足以认定刘某被监禁或者被采取强制性教育措施的时间应当自2015年起计算,期间远远超过一年,加之其他被告的居住地全在山东省菏泽市,本案应当移送山东省菏泽市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综上,刘某1上诉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裁定,将本案移送山东省菏泽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

庄某、韩某对赵某、刘某1的上诉答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庄某、韩某经常居住地位于北京市朝阳区,且庄某、韩某与刘某签订的《借款合同》《借款合同补充协议》均约定发生争议由合同签订地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审理,本案侵权行为地亦位于北京市朝阳区。因涉案标的超过50 000 000元,本案应由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理。

刘某对赵某、刘某1的上诉未向本院提交答辩意见。

二审查明的事实:庄某系香港居民。2020年3月在本案诉讼期间,山东省菏泽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判决刘某犯诈骗罪、挪用资金罪、伪造国家机关证件罪等,合并执行有期徒刑19年。

 

裁判结果

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裁判理由

二审经审理认为,本案系庄某、韩某以侵权责任纠纷为由对刘某、赵某、刘某1等人提起的诉讼。现一审法院在赵某等人提出管辖权异议申请后,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二条等规定,以及庄某、韩某起诉主张的诉讼金额,裁定将本案移送到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理。我院是否对本案具有管辖权,本院将从以下两方面进行阐述。

首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八条规定:“双方当事人都被监禁或者被采取强制性教育措施的,由被告原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被告被监禁或者被采取强制性教育措施一年以上的,由被告被监禁地或者被采取强制性教育措施地人民法院管辖。”本院认为,上述法律应是对原、被告双方均被采取强制性教育措施或者被监禁时,如何确定案件的地域管辖规定,且上述法律规定中的监禁,不应包括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采取的刑事拘留、逮捕、羁押等强制措施,而应该是指经人民法院判决后在监狱里服刑或接受劳动改造的情况。本案在庄某、韩某提起诉讼时,刘某未经法院定罪量刑,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八条之规定,同时亦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二条(四)项,对被监禁的人提起的诉讼,由原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之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八条规定:“因侵权行为提起的诉讼,由侵权行为地或者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庄某、韩某以侵权责任纠纷为由提起诉讼,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某户籍地位于北京市顺义区,属于我院辖区。现未有证据显示其经常居住地位于山东省菏泽市,且在起诉时,刘某被公安机关采取拘留、逮捕等强制措施而限制人身自由的地点,亦不应视为其经常居住地。经查,庄某系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本案中庄某、韩某向刘某、赵某等人主张诉讼金额70 000 000元,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明确第一审涉外民商事案件级别管辖标准以及归口办理有关问题的通知》(法[2017]359号)中北京市行政辖区内中级人民法院受理第一审涉外民商事案件级别管辖规定,故我院对本案具有管辖权。

据此赵某、刘某1之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裁定结果正确,本院予以维持。

    

    案例注解

首先,原审法院在一审中,未充分审查当事人身份。经二审法院查明,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庄某系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因本案原告主张侵权责任纠纷,则依据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明确第一审涉外民商事案件级别管辖标准以及归口办理有关问题的通知》(法[2017]359号)中北京市行政辖区内中级人民法院受理第一审涉外民商事案件级别管辖规定,涉外案件确定级别管辖的涉诉金额应为2000万元人民币,一审法院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调整高级人民法院和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第一审民商事案件标准的通知法发[2015]7号》北京所辖中级人民法院受理5000万元以上当事人一方住所地不在受理法院所处省级行政辖区的第一审民商事案件,将本案移送至北京市三中院系事实不清,适用法律有误。

其次,民诉解释第八条“双方当事人都被监禁或者被采取强制性教育措施的,由被告原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被告被监禁或者被采取强制性教育措施一年以上的,由被告被监禁地或者被采取强制性教育措施地人民法院管辖”指原、被告双方均被监禁或采取强制性教育措施的情形。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二条“下列民事诉讼,由原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原告住所地与经常居住地不一致的,由原告经常居住地人民法院管辖:…….(四)对被监禁的人提起的诉讼”,系原告提起诉讼时,仅被告单方被监禁的情形。

“被监禁的人” 应符合何种条件?

合议庭经审理认为,这里所说的监禁不应包括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采取的刑事拘留、逮捕、羁押等强制措施,而应该是指经人民法院判决后在监狱里服刑或接受劳动改造的情况。本案原告2019年7月3提起诉讼,2020年3月在本案诉讼期间,山东省菏泽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判决刘某犯诈骗罪、挪用资金罪、伪造国家机关证件罪等,合并执行有期徒刑19年。故至原告起诉时候,被告刘某未经法院定罪量刑,不符合民事诉讼法第22条第4项的情况。

同时,合议庭认为在起诉时,刘某被公安机关采取拘留、逮捕等强制措施而限制人身自由的地点,亦不应视为其经常居住地。

第三,北京市朝阳区是否系本案侵权行为地。即原告经常居住地是否可以视为侵权行为地。

合议庭经审理认为,本案中原告经常居住地不能视为经常居住地。除法律、司法解释明确规定的名誉权纠纷、信息网络侵权纠纷等特殊案件外,侵权行为实施地和侵权结果发生地一般应视为在同一地点。不能仅因受害人起诉主张其受到经济损失,就直接以原告账户所在地或原告住所地作为侵权结果发生地。 从原告起诉的事实理由看,本案非法律、司法解释明确规定的名誉权纠纷、信息网络侵权纠纷等特殊案件。故,北京市朝阳区不是本案原告主张的侵权行为地。

第四,侵权法律关系与合同关系竞合下,涉诉合同协议条款能否适用?合议庭经审理认为,合同与其他法律关系竞合下,合同中财产性协议管辖条款仍然在非合同法律关系中适用。如,双方当事人在合同中签订有协议管辖条款,一方当事人以因履行合同产生的侵权纠纷提起诉讼,则在侵权之诉中,双方仍应受协议管辖条款的约束,除非该协议管辖条款无效,方可适用侵权的法定规定确定管辖法院。但本案中,原告庄某、韩某与刘某签订的《借款合同》、《借款合同补充协议》均约定发生争议由合同签订地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审理,但依据合同相对性原则,被告赵某等人均不是上述合同合同相对方,不应受涉诉上述合同协议管辖条款的约束。

据此,抛开级别管辖因素,综合上述分析,北京市朝阳区非本案地域管辖的诉讼连接点。

第五,民诉法第二十八条规定,因侵权行为提起的诉讼,由侵权行为地或者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庄某、韩某以侵权责任纠纷为由提起诉讼,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某户籍地位于北京市顺义区,属于我院辖区。现未有证据显示其经常居住地位于山东省菏泽市,且在起诉时,刘某被公安机关采取拘留、逮捕等强制措施而限制人身自由的地点,亦不应视为其经常居住地。经查,庄某系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本案中庄某、韩某向刘某、赵某等人主张诉讼金额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明确第一审涉外民商事案件级别管辖标准以及归口办理有关问题的通知》(法[2017]359号)中北京市行政辖区内中级人民法院受理第一审涉外民商事案件级别管辖规定,故我院对本案具有管辖权。

 

 


 
责任编辑:夏倩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