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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案例】刑事诈骗与民事欺诈之界分
作者:韩希慧 余琳燕  发布时间:2022-04-13 11:30:12 打印 字号: | |

裁判要点

区分合同诈骗与民事欺诈,应当从被告人是否虚构或隐瞒整体事实、被害人是否因错误认识而无对价交付财物、被告人是否具备非法占有目的三个方面进行综合考察。

相关法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

案件索引

一审: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8)京0105刑初2327号(2019年12月2日)

二审: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2020)京03刑终22号(2020年3月31日)

基本案情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指控,被告人周某2016年1月,在明知位于北京市朝阳区光熙家园1号楼的房产已被法院执行庭查封、无法正常入住的情况下,隐瞒事实真相,与搜房公司签订长期租赁协议,骗取三年租金共计人民币200万元。后周某被民警抓获归案。

被告人周某及其辩护人辩称,被害单位没有入住的原因是其没有缴纳尾款,周某主观上没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客观上没有实施合同诈骗的行为,本案系民事纠纷,不构成合同诈骗罪

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6年1月,被告人周某在明知其名下位于北京市朝阳区光熙家园1号楼的房产已被法院查封的情况下,隐瞒事实真相,与被害单位搜房公司签订长期租赁协议,并收取三年租金共计人民币200万元。后周某既不协助被害单位入住上述房屋,亦不归还债务解除查封以便保证被害单位长期承租权利的实现,终致被害单位在给付200万元后未能入住承租房屋。后周某2018年5月3日被民警抓获归案。赃款现已损失。 

二审审理期间,被告人周某及其辩护人辩称:法律不禁止出租已经查封的房屋,周某主观上没有认识到出租被查封的房屋是犯罪行为,没有要求被害单位签订长期合同,也从未想过不履行租赁合同,不为李某办理入住是因李某未足额缴纳租金,周某系合法行使先履行抗辩权,且周某无逃匿或隐匿行为;周某客观上不存在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行为,周某委托的中介人员了解对房屋的权利状况,周某并未隐瞒房屋被抵押、查封的事实,法院对不动产的司法查封有公告,李某在签订房屋租赁合同时能够从多种途径了解房屋的抵押、查封情况,且房屋物业费是否缴纳问题不影响房屋租赁合同的履行,对本案定性没有影响,物业公司对周某出租房屋知情,并积极配合看房量房。

裁判结果

北京市朝阳区法院于2019年12月2日作出(2018)京0105刑初2327号刑事判决,判决被告人周某犯合同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剥夺政治权利二年,罚金人民币十万元;责令被告人周某退赔人民币二百万元,发还被害单位搜房公司。宣判后,周某提出上诉。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3月31日作出(2020)京03刑终22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

一、周某具备向承租人披露房产权利状况的义务

从新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七百二十四条的规定看,承租人在租赁物被司法机关或者行政机关依法查封的情况下,可以解除合同。这意味着司法查封是对于承租人权利具备重大影响,会导致合同目的无法实现。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被执行人就已经查封、扣押、冻结的财产所作的移转、设定权利负担或者其他有碍执行的行为,不得对抗申请执行人。对申请执行人而言,查封后的租赁关系不具有对抗效力,承租方不得向申请执行人主张其承租权,承租人的承租权利对申请执行人没有约束力。同时,该规定第三十一条第二款规定,拍卖财产上原有的租赁权及其他用益物权,不因拍卖而消灭,但该权利继续存在于拍卖财产上,对在先的担保物权或者其他优先受偿权的实现有影响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将其除去后进行拍卖。因此,在房产被查封以后承租的,承租方无权要求房产被执行后的所有人继续履行原业主签订的租赁合同。

本案中,周某明知涉案房屋被查封,对于承租的被害单位而言属于重大利益,在上述法律规定之下,被害单位的承租权并不能对抗房产被执行后的所有人的物权,因此涉案房屋存在重大法律风险,周某应当承担明确告知义务。周某的辩护人提出法院对不动产的司法查封有公告,被害单位一方有多种途径、渠道来了解承租房屋的产权状况,但被害单位不够谨慎的签约行为并不能免除周某主动向被害单位披露房屋产权状况的的义务,更不能以此认定被害单位存在刑法意义上的过错行为。

二、周某存在隐瞒真相的客观行为

首先,在将房产出租给搜房投资公司前,周某明知涉案房产已被法院执行庭查封,但周某仍然与搜房投资公司签订长期租赁协议,且未将涉案房产已被查封的事实告知被害单位。虽然周某辩解其将查封情况告知中介公司的王和徐,但二人均予以否认,并且周某是否将查封情况告知中介公司人员并不能免除周某向被害单位的告知义务。因此,周某在有向承租方如实披露义务的前提下,隐瞒了房屋被查封的事实,骗取了被害单位的信任,足以证明周某实施了隐瞒真相的行为。

三、周某主观上没有履行租赁合同的真实意愿

(一)周某未实施任何排除妨碍租赁合同目的实现的行为。周某没有办理过入住手续,该房产不具备交付他人使用的条件。一般来说,只有在办理收房入住手续后,出租人才能将房产交付给承租人使用,但周某没有进行收房环节,其在签订租赁合同时尚不具备将房屋交给承租人使用的现实条件,无法实现合同目的,在被害单位催促周某办理收房手续的情况下,周某将交付第二笔170万元的租金作为办理收房手续的条件,但是被害单位支付170万元之后,周某也未履行承诺办理收房手续。同时,周某与物业公司之间存在物业费纠纷。根据物业公司一方的证言,周某长期拖欠物业费,数额累计已达180余万元,在周某缴纳物业费之前,物业公司会拒绝配合承租人的入住。可见周某与物业公司之间的纠纷已经实质上妨碍了租赁合同的正常履行,周某作为合同的一方当事人本应为履行合同进行积极的准备,但周某一直怠于解决物业纠纷问题,即使在承租的被害单位一方明确表示会随时支付剩余尾款,希望周某帮助办理入住的情况下,直到案发前周某也未向物业公司缴纳任何物业费用。上述事实均能证明周某主观上并没有积极履行租房合同的意愿。

(二)周某占有并使用了搜房投资公司交付的房租。周某2016年1月收取被害单位给予的200万元租金后,并未将钱款用于涉案房产相关的债务纠纷,而是将钱款用于归还个人借款和消费。直到2018年5月被抓获,周某在长达两年多的时间内,未履行合同的情况下,亦未将房租退给搜房投资公司,足以证明周某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目的。

案例注解

刑事诈骗与民事欺诈一直是司法认定的难点,主要原因在于两者均以欺诈手段作为最显著的外在特征,以获取财产性利益作为最主要的行为目的,某一案件的当事人往往会出现同一部分行为或全部行为同时符合刑事犯罪构成要件和民事法律关系构成要素的情况,这就需要法官综合案件情况,抓住关键要点进行区分判断,而本起周某合同诈骗案就做出了很好的示范。

笔者认为,区分合同诈骗与民事欺诈,应当抓住三个方面进行重点考察:

一、被告人是否虚构或隐瞒整体事实

首先必须明确的是,虚构或隐瞒的行为的存在是认定合同诈骗或民事欺诈的前提,但是两者之间的不同处在于,在合同诈骗罪中虚构或隐瞒的事实应当是整体事实。《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规定了五种合同诈骗的方式,除了作为兜底条款第五种情形,前三种情形法条均对虚构和隐瞒的行为表现均进行了详细描述,但这并不能解决实践中区分刑事诈骗和民事欺诈的困惑,如果当事人确实实施了合同诈骗罪中规定的前三种诈骗行为,却实际履行了合同,那只能认定当事人系民事欺诈而非合同诈骗。因此,笔者认为,合同诈骗罪中的欺诈行为不能简单的从合同主体、合同担保、合同标的数量、合同标的质量等局部事实是否存在欺诈来判断,而应当判断当事人是否虚构或隐瞒履约能力。同时,《刑法》规定了合同诈骗罪的第四种情形——收受对方当事人给付的货物、货款、预付款或者担保财产后逃逸的,在该种情形中,我们很难判断犯罪行为人对于外在的事实进行了何种虚构或隐瞒,但我们不难分析出,在该种情形下,行为人实质隐瞒了自身的主观心态,即隐瞒了自身并没有履行合同意愿的事实。因此,笔者认为,是否构成合同诈骗还可以从是否隐瞒不具备履约意愿来判断。 具体到本起案例,周某在上述两方面均进行了隐瞒。

(一)周某隐瞒了其不具有履约能力的事实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六条的规定,在房屋租赁合同中,出租人的履约能力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交付租赁物的能力,另一方面是保持租赁物符合约定用途的能力,

2014年上半年,周某名下房产的开发商已经通知了办理入住的具体时间,但直至2016年周某出租房产时,周某无正当理由一直拖延办理收房手续。同时,周某始终以在办理收房前发生的物业服务费应由开发商交纳为由,拒绝承担这部分费用。但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管理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的规定:“……业主接到出卖人的书面交房通知,无正当理由拒绝接收的,房屋毁损、灭失的风险自书面交房通知确定的交付使用之日起由业主承担,……”换句话说,即使周某没有履行收房手续,该房屋也已视为交付使用,应当按照《物业管理条例》的相关规定缴纳物业服务费用。而《北京市物业管理办法》第三十八条规定:“业主转让或者出租物业时,应当将管理规约、物业服务合同、有关费用交纳情况等事项告知受让人或者承租人,并自买卖合同或者租赁合同签订之日起15日内,将买卖或者出租情况告知物业服务企业。” 周某拖欠的物业费已达180余万元,物业服务公司以周某未办理收房和拖欠物业费为由,拒绝被害单位进场装修。可见,周某与物业公司之间的纠纷已经严重影响房屋的正常使用,周某不仅未按规定向承租人告知有关费用交纳的情况,还刻意隐瞒与物业公司的纠纷,故周某隐瞒了其尚不具备交付租赁物能力的事实。

被害单位租赁房屋系为了增加固定的办公场所,并与周某签署了长达十二年的房屋租赁合同。因此,周某应当保证其出租的房屋可以让承租人稳定、长期的使用。但事实上,周某出租给被害单位的房屋已于2015年6月被朝阳区人民法院司法查封,同年8月12月又先后被通州区人民法院、朝阳区人民法院轮候查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被执行人就已经查封、扣押、冻结的财产所作的移转、设定权利负担或者其他有碍执行的行为,不得对抗申请执行人。由此可见,对于在查封以后发生的租赁关系,其承租人的承租权利对申请执行人没有约束力。周某根本无法保证该租赁关系的长期有效。故周某隐瞒其不具备保持租赁物符合约定用途的能力。

(二)周某隐瞒了其不具有履约意愿的事实

其一,周某在与被害单位签订房屋租赁合同后,未与物业公司沟通解决纠纷,未协助被害单位进驻房屋。被害单位在支付200万元租金后,了解到周某尚拖欠物业公司物业服务费用的事实,遂通过电话、短信、中介人员等方式联系周某及其公司员工宋翠翠解决此事,二人非但未与物业公司进行沟通,后期甚至拒绝接听被害单位人员拨打的电话,拒绝回应被害单位人员发送的短信。

其二,周某在与被害单位签订房屋租赁合同后,未积极解决涉案房屋所相关的债务纠纷。周某在明知涉案房屋被查封且已进入执行程序的情况下,并未及时归还相应欠款,未解决债务纠纷从而解除房产查封,反而将收取的租金用于与涉案房屋无关的债务归还和个人消费。

上述事实均证明周某主观上没有履行合同的真实意愿。

二、被害人是否因错误认识而无对价交付财物

无论是刑事诈骗还是民事欺诈,都存在因欺诈而陷入错误认识进而处分财产的情况,但是在民事欺诈中,行为人往往是通过欺诈手段谋取比之无欺诈情况下更大的利益,因此一般来说都是有对价的交易。但是刑事诈骗则不同,行为人往往通过欺诈使他人无对价的交付财物。因此,区分刑事诈骗和民事欺诈必须考察行为人的欺骗程度。

具体到本案中,被害单位租赁周某的房屋用于办公用途,并非短期租赁,对于房屋的产权性质和产权稳定性有较高的需求,被害单位的法定代表人李某明确表示其公司需要长期租用该房屋,此房不能有任何纠纷影响使用,并且希望尽快入住装修。周某向被害单位保证房屋没有任何不可出租的问题,没有纠纷也不欠任何费用,只要承租人付款就随时可以入住使用。被害单位为了保证租赁关系的长期稳定,与周某签订了长达十二年的租赁合同,并约定一次性缴纳三年期的租金。租赁合同签订后,被害单位根据合同项周某支付了第一笔30万元的款项和第二笔170万元的款项,同时积极准备了剩余的第三笔46万余万的款项待付。可见,如果周某没有隐瞒房屋存在查封和物业纠纷的事实,被害单位不会与周某签订租赁合同并支付租金,因此,周某隐瞒事实的行为导致被害单位陷入了错误认识进而无对价的交付了财物。

三、被告人是否具备非法占有目的

刑事诈骗与民事欺诈最重要的区分标准就在于“非法占有目的”。事实上,在某些司法实践中刑事诈骗和民事欺诈在行为方式和财产受损上会表现出高度的一致性,但是刑事诈骗有一个构成要件是民事欺诈所不具备的,即行为人主观上的“非法占有目的”。非法占有目的是指永久性地非法掌握、控制他人财物的意图,它是人的一种主观心态,除行为人本人承认外,只能通过其客观表现进行判断。以合同诈骗罪为例,合同诈骗中行为人非法占有意图在具体形成的时间、故意内容上表现形式多样,可以从几个方面综合认定:

(一)行为人有无履约能力和履约意愿。上文中提到,履约能力和履约意愿是案件的整体事实,如果发生虚构或隐瞒就可以作为判断是否构成刑事诈骗的重要依据。实质上,是否具备履约能力和履约意愿是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的判断依据,其既有客观行为方式上的判断意义,又具有主观心态上的判断意义。具体来说履约能力可以从行为人在签订合同时是否具备履行合同所需要的资金、物资或技术力量进行分析。如果行为人在签订合同时不具备履约能力,但是在合同履行期限内能够筹集到履行合同所需要的资金和物品,在合同约定的期限内具备履约能力亦可认定行为人具有履约能力。即使行为人本人不能按照合同约定实际履行义务,自己或他人能够提供足够的担保(包括代为履行和赔偿损失)。履约意愿则可以从行为人是否为履行合同作出了积极努力的角度分析。比如行为人在签订合同之后或履行合同中,是否主动为履行合同做了各种准备和努力,例如积极寻找货源、筹措资金、联系业务等。如果行为人有较大的或完全履行合同能力,但是只履行了一部分作为搪塞而逃避履行大部分条款,则不能认为是为履行合同做了积极努力。

(二)所支付对价的处置情况。对方支付对价后,行为人如何处置对价财物是判断行为人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的重要依据。如果行为人一旦获得他人财物的控制权后就将财物全部或大部分进行肆意挥霍,或从事非法按活动,或偿还个人债务,或携款潜逃,则可以认定行为人具备非法占有目的。

(三)行为人对违约行为的责任承担情况。刑事欺诈和民事欺诈都会导致原本约定无法达成。违约情形发生后,行为人是否积极承担违约行为造成的后果,是否积极挽回全部或大部分损失,是否积极取得对方谅解等事后补救行为亦是行为人是否具备非法占有目的的判断依据。但是需要注意的是,事后补救行为应当存在最终的期限,一般截止至行为人被采取强制措施以前。

具体到本案,周某不具备履行能力和履行意愿的情况已在上文中详细阐述,此不再赘述。周某在收到被害单位的租金后立即将钱款用于归还与本案无关的个人欠款和用于个人消费,同时直至2018年5月被抓获,周某在长达两年多的时间内,在未履行合同的情况下,亦未将房租退给被害单位,上述行为均能证明周某具有非法占有目的。


 

 
责任编辑:夏倩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