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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以人民为中心”法治思想的实践运用论
——以民法典视域下人民法院的民事审判工作为视角
作者:林存义  发布时间:2022-04-13 11:32:34 打印 字号: | |

习近平同志指出:“法律是治国之重器,良法是善治之前提”。坚持人民主体地位人民是依法治国的主体和力量源泉,……以保障人民根本权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以人民为中心”是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基本原则和11个核心要义之一,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对法治基础、法律目的、法治建设、法律效果的深刻认识。实现“以人民为中心”的法治思想,其逻辑起点就是要首先制定“良法”,这是国家法治建设的先决条件;逻辑终点则是通过全社会共同努力,最终形成全民尊重法律、敬畏法律、遵守法律,具有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的法治社会,达到国家的“善治”状态;党的领导、公平公正、以人为本是该法治社会体系运行的必要条件。目前,对于习近平“以人民为中心”法治思想的研究大多着眼国家法治建设的宏观层面,针对人民法院审判实践运用的研究很少。当前,《民法典》已经全面实施,民事审判工作更是关乎社会稳定和人民福祉,研究习近平“以人民为中心”的法治思想的实践逻辑和具体运用,准确把握民法典核心要义,在法律实施中回应人民的利益期盼,成为人民法院目前面临的紧迫课题。

一、时代背景:新时代、新矛盾、新问题

“法治”一词最先由古希腊人毕达库斯提出,亚里士多德则将法治内涵分为良好的法律和普遍的遵从两个方面。法治思想就是围绕法治,为什么实行法治及如何实行法治等问题所形成的观念和认识。“以人民为中心”法治思想是习近平同志基于我国社会已经发展到了新的阶段、出现了新的问题、产生了新的社会矛盾这一大的历史背景而提出的。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与之相伴,也出现了一些新的社会问题,比如:贫富分化、干群关系、分配不公、涉法涉诉、劳资冲突、涉黑涉恶等,有的问题还很严重。在国内,随着“我国经济发展的‘蛋糕’不断做大,但分配不公问题比较突出,……无论是实际情况还是制度设计,都还有不完善的地方。为此,我们必须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使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绝不能出现‘富者累巨万,而贫者食糟糠’的现象。”在国际上,我们秉持的“美美与共,天下大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均深入人心。基于上述国情、世情,习近平同志提出了“以人民为中心”的法治思想。简言之,就是始终坚持人民情怀,将“以人民为中心”融入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将维护人民利益融入法治建设全过程,以公平正义的实现程度和人民群众的满意程度作为衡量法治建设、法治改革成败的最终评判标准。具体到民事审判工作,就是要始终坚持司法为民,坚持问题导向,切实为人民群众排忧解难,全力化解各种社会矛盾,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增强人民群众的幸福感和司法获得感。

二、逻辑起点:良法制定 —— 熔注“以人民为中心”法治思想的民法典

马克思指出:“法律应该同人民意志一起产生并由人民的意志所创立。”不论是制定法律,还是进行法治建设,都必须遵循这一基本准则。我国民法典坚持人民至上,以保护民事权利为出发点,切实回应人民法治需求,把我国人民权利保障提升到一个新的水平。“讲清楚,实施好民法典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保障人民权益实现和发展的必然要求。”下面对民法典中“以人民为中心”思想做一简要说明。

(一)“以人民为中心”已经融化于整个民法典体系。以人民为中心是民法典编纂的指导思想,民法典编纂就是一个将法律概念、法律规范按照一定逻辑整合为法律制度体系的过程,也是国家治理者将其治理国家的指导思想贯彻于法律概念、规范和制度的过程,也是党的治国理念的法律化过程。民法典第1条、第3条到第9条所确定的贯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维护社会实质公平正义、维护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基础的经济秩序、保障民事主体的自决权等重要思想,都是民法典的灵魂和精髓。在司法实践中,对于民法典没有明确规定的新问题,应依照以人民为中心的立法宗旨,在具体处理时向人民利益倾斜。

(二)一般人格权规则彰显人格至上。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要保护人民人身权、财产权、人格权。民法典专设人格权编,这在世界民法典编撰史上尚属首次。第109条建立的对民事主体的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名誉权、荣誉权、隐私权及个人信息等全面保护制度,彰显了民法典的人民立场和人文关怀。第四编独立人格权编,则是对民法典第109条一般人格权情形的具体列举。司法实践中,对于一些民法典尚未明确列举的人格权受到侵害的情形,均可依照民法典第109条的精神处理。

(三)居住权入法凸显人文关怀。居住权入法是民法典的又一个重要制度亮点,该规定与古罗马法中的人役权较为相近,都蕴含着为特定人群解决居住问题的立法设想。在理论上,人役权可由当事人单方的法律行为而设立、亦可由双方当事人的协议设立,还可由法院判决而设居住权入法的设计原则亦在于此,目的就是确保“以民为本、住有所居、老有所养”。比如,一些孤寡、失独、空巢老人的赡养问题即可借助居住权制度予以解决,他们在将房屋所有权让与他人的同时还能保留居住权,还可提前取得一些房款养老,提升生活质量。

(四)人民财产权利平等保护弥补制度法律短板。民法典颁布之前,我国对于人民财产权利正当性的保护力度,在政策、制度和法律上均存短板。民法典不仅在总则编中规定了所有权平等保护的原则(民法典第113条),还在物权编中再次强调和细化了这一原则(第206条、第207条),这不仅从法律层面全面保障人民群众的财产权,同时还具有极强的权利宣示意义,营造了依法积极保护公民财产权利的社会氛围。

(五)践行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民法典编撰始终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用法治力量引导人民群众向上向善。民法典第185条规定的对英雄烈士权益的保护制度、第1077条规定的离婚冷静期制度、第1125条规定的对继承人的宽恕制度等;强化了对人民英烈权益的司法保护,注重对家庭成员人格、安全、情感的司法干预和正向引领,着力解决婚姻家庭、继承领域出现的新问题;这些新制度、新规定对于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稳定家庭关系、促进社会和谐意义重大。

另外,民法典还依法平等保护各类民事主体合法权益,增加土地经营权规定,落实农村承包地“三权分置”改革要求等,都增进人民福祉摆在更加突出位置,集中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法治思想

三、运行基础:党的领导、公平正义、司法为民

在习近平“以人民为中心”法治思想的整个逻辑体系中,良法制定只是一个起点,顺利运行尚需以下3个基础条件:其中,党的领导提供思想引领和组织保证,公平正义则是法治建设的生命线,司法为民是以“人民为中心”法治思想在司法领域中的具体体现和最终目标,也是评判司法工作的最终标准。

(一)必须始终坚持党的领导。中国共产党立党之初,就确定其服务对象永远是全体人民,只有坚持党的领导,人民的福祉才能最终得以落实。离开了党的领导,法院审判工作将失去思想引领和组织保证,审判工作的指导方向就可能发生质的变化,做出的判决就可能背离党的宗旨,违背人民群众根本利益。就党与法治的关系,习近平同志指出:党的政策和国家法律都是人民根本意志的反映,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党的政策是国家法律的引导和指导,是立法的基础,党的政策一旦上升为国家法律,实施的法律也就贯彻了党的意图,这就是党执政的方式。

(二)必须始终坚持公平正义。公平正义一直是人类社会矢志不移的奋斗目标,亦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在要求。马克思指出,无论是“每个人”“一切人”还是“人类社会或社会化的人类”,人都是实现分配正义的主体基础和根本落脚点,以人民为中心是分配正义的根本指向。现阶段,社会分工、社会分配不公问题依然存在,有的地方还很严重,对正义的呼唤和希冀尤为切。习近平同志指出:“要着力解决贫困、失业、收入差距拉大等问题,照顾好弱势人群的关切,促进社会公平正义。”这一重要论述,表面着眼于就业、减贫、再分配等民生领域,实质关涉分配正义的深层问题,是对人民期盼公平的现实回应;人民法院须时刻回应人民期盼和诉求,牢牢守住公平正义的最后防线。

(三)必须始终坚持司法为民。司法为民是以人民为中心的法治思想在司法领域中的具体体现。毛泽东同志指出“我们这个队伍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这一提纲挈领的高度概括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最高价值追求,这一宗旨意识在新时代的中国又被赋予了更深刻的内涵。“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人民群众依旧是评判工作成败的最终标准。“工作干得好不好,不在于数据是否完善,而在于群众的满意度……,要用心去听、用心取看、用心去感受群众的评判,那才是衡量工作好坏的标准刻度”。评判人民法院工作好坏,关键要看你为人民群众办了多少事,要看你解决了多少问题,人民群众是否感受到法治的获得感,这才是最根本的价值评判。

四、实现路径:对“以人民为中心”法治思想在民事审判中如何运用的几点思考

上文分析了习近平以人民为中心的法治思想的时代背景、具体内涵、民法典的人本思想和运行基础,下面研究如何将上述价值理念具体落实到民事审判工作中去,此问题涉及因素很多,本文重点围绕法官能力提升、案件事实查明和举证责任分配等审判方式改革、法律解释运用、法律文化形成4个方面展开分析。

(一)法官职业能力的要求和提升。坚持立德树人,德法兼修,努力培养造就一大批高素质法官队伍,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组织保障。著名学者哈耶克说:“对正义的实现而言,操作法律的人比法律的内容更为重要。”“审判案件不仅要看法律条文的字面含义,还要体会法律的内在精神。法官需要深入广泛地了解历史,了解社会,把握大局,把握形势,做一个头脑清醒、博学睿智的人,绝不能‘糊涂官判糊涂案’。”必须是精通法律并且熟练掌握法律运用法律规则和法律方法解决问题的大师。具体能力包括:一是对法律的精深研究和缜密的逻辑思维能力。法官要能从纷繁复杂的个案事实中提炼出具有法律意义、有助于理清问题来龙去脉的案件关键点,并依据法律和法律技术理性,用令人信服的裁判理由和论证依据,推导出合情合理的裁判结论。二是足够丰富的经验和阅历。美国大法官霍姆斯在《普通法》一书中这样说:“法律的生命是经验而不是逻辑,……法律包含了一个民族许多世纪的发展历史,它不能被当作由公理和推论组成的数学书”。法官的经验和阅历影响着法官的价值判断结果,法官的工作就是把抽象的法律和具体的案件事实相结合,把抽象的、生硬的法律条文准确运用到活生生的社会现实,这就需要对案件所涉及的社会生活、人生百态等方面都要具有相当的理解和体会。三是掌握一定司法方法和法律技巧。法律实践操作技巧是连接具体法律事实与相应法律规则之间的桥梁,法官要善于通过法律实践操作技巧准确恰当地将事实与法律巧妙结合,进行推导并得出合理公正的裁判结论。四是熟练运用法律口语和书面语。法律口语贯穿于法官审判活动的全过程,其表达方式应根据案件情况适时调整,以确保审理工作顺利进行;书面语言主要体现在裁判文书的制作上,要在裁判文书中用令人信服的理由,来说明裁判结论所蕴含的法律理由和人本理念,提升公众对判决的认同,树立社会对法律的信仰。

英国17世纪著名的大法官爱德华 柯克说过:法律是一门艺术,它需要长期的学习和实践才能掌握。一名优秀的法官一定来源于法律实践,法官驾驭庭审、适用法律、判决说理的司法能力唯有经过实践经验的积累和历练,才能运用自如、练达娴熟地运用法律规定和程序判断是非、解决纷争。在具体提升路径上,要做到法官能力训练与司法伦理训练并重。要重点围绕法律释义、司法政策以及审执业务领域的新型、疑难、复杂问题,帮助法官准确理解、正确适用法律,对专业化较强的领域纠纷则要展开专题研究。在训练对象上,做到紧扣不同审级、不同岗位法官开展分类分级特色训练,打破刑、民、商、行政、执行等各庭室类别,避免单一业务学习制约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可采取提问互动、个案分析、庭审观摩等模式,运用案例教学、专家讲授、研讨会等方法,将具体问题和抽象观念相结合,精研成文法典,详析理念原则,全面提升法官司法能力。

(二)在事实认定查明、举证责任分配等审判方式改革上体现人本思想。对此问题,理论和实务界一直在法院职权主义和当事人主义之间摇摆。法院职权主义认为:当事人来法院打官司,要的就是实体结果公正,只要裁判结果公正,就能实现司法为民宗旨,故法院就应穷尽一切手段探求事实真相,当事人本身的作用和参与程度并不重要。客观地讲,法院职权主义模式淡化了当事人的举证责任和风险,确实有利于当事人的利益实现。但是,由于司法资源有限,法院因此承担了大量调查工作,致使法官疲于奔命,审判效率低下。同时,诉讼所固有的局限性又总是让当事人怀疑法官没有尽力,一旦没有达到预期目的便投诉甚至控告法官。当事人主义则认为:应在法院审判模式中凸显当事人主体地位,强化对法院审判权的制约,强化当事人对于实体、程序权利义务的处分,谁主张谁举证,法院应处于超然的中立地位。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判断当事人在诉讼模式改革中是否真正具备主体地位,关键要看当事人获得公正结果的能力是否增强。在当事人主义模式下,当事人须对己方主张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法院原则上不再主动收集证据,若证据不足,则将承担败诉后果;这在客观上减轻了法院的事实查明责任,却加重了当事人的诉讼义务和风险。当前,社会公众对于举证责任制度并不十分了解,很多当事人是因举证不力败诉,但却主观认为是法院没有积极查明案件事实,反过来到处投诉甚至控告法官,极端者甚至以死抗议,有的法官因此被起诉追责

实际上,法院职权主义和当事人主义均存缺陷。本文认为,要实现“以人民为中心”的法治理想,需将法院职权和当事人主义结合起来,构建一个以人本主义为中心的审判方式。在民事诉讼中,当事人权利和法院职权之间的配置,需要相当的智慧和技巧,特别是在传统法官权限中如何有效地渗入当事人的意志并对法官决策产生实际影响,更是需要制度设计的精妙。当前,增强法官和当事人之间的互动与沟通,促使当事人权利与法官职权共同运作,也是各国诉讼变革的潮流和方向之一。在我国,法官的审判权来之于民,亦应用之于民,法官要有为人民服务的内在觉悟和现实姿态,充分保护当事人包括起诉权、程序参与权、选择权在内的各项诉讼权利。通过推进全流程和解理念,使整个审判过程都围绕当事人的合意展开,寻求更为人性的纠纷解决方式。通过释明权行使、依当事人申请调查取证等,使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在诉讼程序运行中真正得以落到;在必要时,法官还要对当事人进行诉讼指导,既要积极,又要消极,既要中立,又要能动,要在中立的立场上实现能动,积极促进和谐社会形成。可通过当事人参与机制,使当事人对于法院职权的行使进行监督,比如,法院对当事人取证申请予以驳回的,当事人有权要求法院说明驳回的理由。通过诉讼程序多元化与当事人的选择权进一步提升诉讼效率,比如,对于合议制与独任制适用、是否公开审理、鉴定人选定、普通程序或者简易程序适用、人民陪审员选择等问题,当事人均可提出自己的意见。通过裁判文书法官心证过程的公开,用法官内心蕴含的人本、和解、公正、人性的法治理念和精神增强社会公众法治意识。人本主义的审判方式是对我国法院与当事人传统关系的重构,也是我国民事司法走向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三)法律解释方法的具体运用。法律的生命在于实践,需要一个个活生生的案件来体现它的内在价值,而法官审理案件又是通过法律解释来揭示法律面对现实问题时的价值取向。上文已述,目前亟待解决的主要问题是,如何通过一个个具体的“点”把民法典“以人民为中心”的法治思想引入实践操作层面。对此,本文认为,法律解释方法就是解决这一问题的一个有效途径。这里所说的法律解释,主要是指司法活动中对法律的理解、解释和运用;“即在阐明法律文义所包含的意义,法律解释是指以解释的方式阐明抽象法律条文的含义,借以将明确适用于具体案件,其须倾向于价值之衡量。”从历史上看,法律解释的理念经历了一个以权为本、以法为本到以人为本的发展过程。坚持什么样的解释理念,影响着法律解释的结果,甚至还会影响到法治的实现程度。

一是法律解释揭示立法本意。法律解释是把法律这一普通规范运用到具体案件的实践智慧。面对具体案件,首先要弄清楚法律的立法精神、立法本意、价值取向、具体条文含义,案件事实表象下蕴含的价值冲突和利益关系等问题,然后通过法律解释方法将具体的法律事实和法律行为结合起来,把民法典中蕴含的人本思想揭示出来,为实现公平公正的最终目标服务。在具体撰写判决时,要把民法典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融入到解释结果和裁判理由当中,做到有理有据,做出最合理、最公正、最妥当的判决,实现社会公众对法律的尊重和对法治的信仰。

二是创造性的、规则外的法律解释。法律是反映事物共性的一般规则,是对事物一般意义上的抽象。司法实践中,法官面对一个个不同案件,必须通过创造性的整合,将共性规则与个性案件结合起来。表面上,法官是在用法律规范来审理案件,实际上法官是凭借自己的法律知识储备、价值理念、经验积累和职业操守来构建个案裁判规范,已经融入了法官个体的创造性因素。正如孔祥俊所言:“法律规范是死的,法律适用是活的。法律的适用效果是通过法官的创造性实现的,法律解释必须具有创造性,否则无以获取应有的适用效果。这就是好的判决胜过好的规则。”同时,在司法实践中,还存在这样一些特殊案件,法律条文的明确性要求与社会大众普遍公认的公平正义原则存在冲突,若机械适用法律条文则会违背社会公认的公平公正理念,违背公众意愿。处理此类案件时,就不能单从法律规则本身出发,机械执法,还应综合考虑影响法律作用发挥和适用效果的其他因素,积极填补法律空白、堵塞成文法漏洞,做出符合公平正义要求、符合社会现实和社会公理、顺应客观规律和社会发展趋势、能让社会公众接受的裁判结果,维护法律的尊严和稳定,树立公众对法律的信任和信仰。

三是法律解释要从中国国情出发。“惟有从中国国情出发,从实际需要出发,从维护人民群众利益出发,严格依法办案,法院和法官才有公信,司法才有权威。……有的法院和法官不善于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有机地结合起来,影响了司法审判的实效,我们要予以高度重视,把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运用于司法实践。”在处理具体案件时,需要综合考虑法治,考虑国情、考虑社会现实,考虑社会大众,考虑法律在调整社会关系和社会大众最关心的自身利益关系方面的重要作用,反映公众对公平正义的价值追求和对自身自由发展的价值期望,找到法律适用者与社会公众理解法律的共同基础,将社会大众所普遍接受的常识、常情、常理解释进法律的内涵,融合进法官的裁判理由。

四是法律解释的合法性原则。要求法官必须坚持法律至上,严守法律规定和实质内涵,正确阐明法律含义,严格依照法律规定评判是非。以此为前提,再具体采用法律推理、漏洞补充等法律解释方法,研究法律规定和案件事实的基本内涵,分析法律与事实两者之间的内在联系,得出合乎理性、合乎人性、以人为本、社会认同的解释结论。法律解释方法就是一把双刃剑,用之得当,则有助于实现“以人民为中心”司法宗旨的实现;用之不当,则极易违反合法性原则,走向以人民为中心的反面,这是法官进行法律解释时务必警惕的一点,这也是本文一直强调任何法律解释都要将公平公正作为最高原则的原因所在。

(四)培养以人为本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认同。法律的权威源自人民的内心拥护和真诚信仰。人民权益要靠法律保障,法律权威要靠人民维护。必须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增强全社会厉行法治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使全体人民都成为社会主义法治的忠实崇尚者、自觉遵守者、坚定捍卫者。

一是培养公民法律意识。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曾说:一切法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不是刻在大理石上,也不是刻在铜表上,而是铭刻在公民的内心里。国家法治社会的最终形成,需要人民对法律的认同和坚守,没有这一点,法治是不牢靠的,但这需要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当前,有关部门可以通过广播电视、影视网络、文艺活动、法制长廊、电子显示、手机终端等多种方式方法,全面拓展法治宣传阵地,提升公众对于法律的信仰。

二是培养领导干部法治思维。法治思维方式是一种视角论、一种方法论,也是一种界限论。领导干部这个守法的“关键少数”在社会中的示范作用相当重要。领导要带头学法,掌握规律,形成法治思维;要带头用法,排除特权思想,提高依法办事的能力;要带头守法,牢固确立法律红线不能碰,法律底线不可逾越的法治观念。领导干部要把对法律的尊崇、对法律的敬畏转化成自己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带头尊崇法治、敬畏法律,了解法律、掌握法律,遵纪守法、捍卫法治,厉行法治、依法办事,切实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和尊严。

三是增强道德建设作用。道德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为社会中的人共同生活的准则和规范,道德是社会发展的产物。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道德观念,社会发展到某个程度,就需要与之相适应的道德体系和道德观念。我们必须适应新时代的历史方位,遵循新发展理念要求,在重视法律至上的同时,要坚持目标和问题导向,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导公民提升道德修养,着力创新道德教育、道德实践和文明创建的形式,推动全民道德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达到一个新高度,为法治和谐社会建设提供深厚的道德支撑。

五、逻辑终点:良法善治、法治社会

法律只有被尊重和服从,成为一个人的坚定信念,法律权威才得以彰显,法律才能得到拥护。当前,公平公正是社会对司法的一个基本期盼,司法是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在民事审判工作中,要通过一个个具体的案件,引领公众遵守法律、服从法律、信仰法律,这是以人为本法治国家形成的重要思想基础。在一个社会中,只有当法治成为一种文化,一种信仰、一种内在品质,才能实现良法善治,以人民为中心的法治思想才能真正得以落实,法治社会才能真正得以实现。


 
责任编辑:夏倩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