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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证明妨碍理论在行政赔偿诉讼中的移植与适用
以违法拆迁行政赔偿案件为例
作者:杨旸  发布时间:2022-08-12 17:08:45 打印 字号: | |

一、引言:案例所反映的证明责任的差异

证据是诉讼的灵魂,证明是发现事实、构建事实的主要手段和路径,证据裁判是严格公正司法的基石。在行政赔偿诉讼中,原告启动诉讼的原因是自身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目的是获得侵权赔偿。从距离证据的远近来看,原告对自身权益受损状况和因果关系及其所依赖的证据事实的掌握程度必然高于被告,因此让原告承担更多的举证责任符合诉讼逻辑。然而,行政赔偿诉讼是由履行行政职责过程中的违法行为引起,行政行为的高权性与效率性特征,使得原告处于相对弱势地位,尤其是发生违法行政行为时,原告在收集固定证据证明待证要件事实的难度更加明显。司法案例中出现了违法行为手段不明,损害结果难于固定,因果关系被人为割裂,甚至赔偿义务机关不知何人的吊诡情形,司法机关在此类案件审理中陷入裁判困境。[1]

鉴于此,《行政诉讼法》第38条第2款规定,因被告的原因导致原告无法对行政行为造成的损害举证的,由被告承担举证责任。该规定引入证明妨碍情形下的证明责任转移规则,意在拔丁抽楔、破解难题。但对该条的理解和适用,不同的法官却认识不同。如沙明保案再审法院认为,关于屋内物品损失,被告未依法履行物品登记保全、制作清单等法定程序,致使上诉人无法举证受损情况,故被告应承担举证责任。[2]而王春芳案再审法院却认为,不能将《行政诉讼法》第38条第2款规定扩大理解为由被告对原告主张的存在损失及损失金额多少承担举证责任,更不能进一步认为该举证责任属于结果意义上的举证责任。[3]上述两案的不同举证责任分配方式,源于对《行政诉讼法》第38条第2款规定的“举证责任”[4]概念的不同理解,然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行政诉讼证明妨碍理论和实践的掣肘。

二、证明妨碍理论及其在行政诉讼中的特点

(一)何谓证明妨碍?

大陆法系认为,所谓证明妨碍系指无需承担证明责任的一方毁损证据且主观上存在过错,导致负有证明责任的对方因此无法举证而使案件事实陷入真伪不明。英美法系对已然成为或将来可能成为证据的相关材料,毁损、更改、隐匿等行为均有可能构成证明妨碍。[5]其判例法并不强调必须存在主观过错,[6]对实施时间及行为客体并未局限于诉讼中的法定证据。

国内学说区别不同的实施主体而对证明妨碍的界定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前者指他人阻碍证明人证明的行为,对是否为诉讼活动的参与主体并不限制;后者指不负证明责任的当事人阻碍负有证明责任的一方当事人对其事实主张的证明,这种阻碍行为表现形式可以是作为或是不作为。[7]

(二)证明妨碍的制裁与救济

三大诉讼都会遭遇证明妨碍,但民事诉讼领域相关学理的研习则更加成熟,其法理基础在于权利平等原则、诚实信用原则及诉讼协力义务[8],大陆法系关于证明妨碍制裁与救济手段主要体现为拟制真实及妨碍推定[9]。在诉讼理论领域,大陆法系以自由心证原则为基础提出了证明标准降低、证明责任倒置等制裁和救济手段。英美法系国家以判例累积确立了更为丰富的证明妨碍规制手段,如证据排除、妨碍推定、直接作出终局判决、实体法制裁及金钱制裁等。[10]不可否认,多样及精细的制裁与救济手段正契合了证明妨碍呈现出的复杂样态,因此也更大程度的满足实践需求。

(三)行政诉讼证明妨碍的个体特性

行政诉讼制度肩负着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政,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的天然使命。然实践中诉讼当事人尤其是被告实施证明妨碍的行为并不鲜见,不仅如此,行政主体的实施还具有“先天优势”。以辩论主义为基本原则的民事诉讼中,原被告所主张的要件事实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建立在平等基础上的证明活动即使实施妨碍从机会上而言亦均等。而行政诉讼中实质上是对行政行为的复审,执法与诉讼存在时间上的先后关系。行政主体在行政程序中应当“先取证,后裁决”,其在组织能力、社会资源、社会地位以及取证能力远强于原告,行政主体无论是在诉前还是诉中,都有机会实施证明妨碍行为。笔者认为行政诉讼证明妨碍有以下几个特点:

1.行政主体行政违法和证明妨碍总是相伴而生。以违法强拆引发行政赔偿案件为例:从执法步骤上来看,《行政强制法》第35至38条、第44条及《北京市禁止违法建设若干规定》第17至19条明确规定了行政主体对违法建设强制拆除前履行催告,听取陈述、申辩,作出决定、公告;实施强制拆除时,履行事先通知,制作清单,制作笔录并录像等行政程序。从执法时限上来看,《行政强制法》第44条规定对于认定为违法建设的必须依法作出限期拆除决定,且必须要等到当事人对该限期拆除决定法定起诉期限届满才可以依法启动强制执行程序。从执法方式上看,根据《行政强制法》的第5条规定,对强制拆除方式的选择亦应当遵循行政强制适当的原则。然实践中跨越步骤、缺省程序、期限未满、拆除方式明显不当的违法强拆案例并不少见,行政程序的违法造成原告无法证明相关损失。彼时这些行为既符合证明妨碍的构成要件,也符合行政行为违法的构成要件。

2.行政主体在取证、举证、适法等多环节均有可能实施妨碍行为。行政诉讼的证明活动在时空上系行政程序取证活动的延续,在范围内存在交叉。在证据形成阶段,行政主体在行政程序中已使用过相关证据,因而获得更充分的时间和空间,趋利避害对诉讼证据进一步收集、筛选。而原告因自身证据意识、取证能力、被告阻挠等原因处于极端弱势地位。在举证阶段,行政主体不提供或消极提供对行政相对人有利的证据。在认证阶段,对于专业性和技术性较强的行政领域,行政主体利用自身专业优势对相关规范性文件进行解读,法官基于谦抑原则或囿于知识所限则倾向于尊重。

3.举证活动的不作为及诉前妨碍在行政诉讼中更加典型。与民事诉讼相比,一方面,行政诉讼中被告不作为的证明妨碍极为普遍,《行政诉讼法》对于证明妨碍却以积极作为为主要规制视角。另一方面,行政诉讼中被告诉前证明妨碍问题更突出。一般而言,只有在诉讼程序启动或对诉讼未来发生有预期时,当事人才会产生举证意识,妨碍行为才会有现实动因和实际指向,否则实施妨碍就无主观故意,最多属过失。逻辑自洽本应是根据主观过错大小以此来选择相应的救济制裁手段,然而这种区分对确定行政诉讼证明妨碍救济制裁手段意义似乎不大。行政主体证明妨碍多是在诉前就开始实施,主要原因并非诉讼投机,而是为了行政效率或是按期完成上级交办任务。

不相适应的是,围绕行政诉讼证明妨碍问题研究和实践却较为薄弱。有关证明妨碍的规定在程序法、证据法、实体法均有零星条文体现(见表1)。然而,这些法条彼此之间是什么逻辑关系?其中行政诉讼法关于证明妨碍的一般规定遇到行政赔偿的“特殊病症”能否对症下药?实践中的行政赔偿诉讼证明妨碍的裁判路径究竟如何绘制?

表1:行政诉讼领域有关证明妨碍的法律及司法解释规定

程序法层面

《行政诉讼法》第 59 条

妨碍行政诉讼强制措施。

证据法层面

《行政诉讼法解释》第46条

申请人民法院责令行政机关提交。行政机关无正当理由拒绝提交的不利后果:一是法院可以推定原告或者第三人主张成立;   二是承担证明妨碍的法律责任。

《行政诉讼证据规定》第59条

原告在行政程序中未提供的证据的排除规则。

《行政诉讼证据规定》第69条

妨碍举证的推定规则。

《行政诉讼证据规定》第77、78条

为《行政诉讼法》第 59 条所吸收。

《行政诉讼法》第38条第2款

赔偿、补偿类案件原告证明责任的转移。

《行政诉讼法解释》第47条

实体法层面

《律师法》第49条

令妨碍者之一的律师承担行政责任及刑事责任。

 

三、行政赔偿诉讼证明妨碍的认定与救济

关于证明妨碍的构成要件一直有所争议,在民事诉讼领域,一般认为包括主体要件、主观要件、客体要件与客观要件(见表2):[11]

 

表2:民事证明妨碍构成要件

                                             

行政赔偿诉讼中证明妨碍的构成要件,根据《行政诉讼法》第38 条第2款的规定来看只有其三,分别是主体要件、客体要件、客观要件。与民事证明妨碍相较缺少主观要件,且将客体要件仅限为损害事实的法定证据。(见表3)

表3:证明妨碍构成要件对比图

民事诉讼

主体要件

主观要件

客体要件

客观要件

当事人

不负证明责任的一方当事人

故意或过失

法定证据

1.行为:有妨碍证据作为或不作为

非当事人

其他诉讼参与人

2.结果:举证困难或举证不能致使待证事实真伪不明

案外人

3.关系:行为与结果有因果关系

行政赔偿诉讼

(法条规定)

当事人

被告:行政主体

\

损害事实的法定证据

1.行为:被告的行为

2.结果:原告无法举证

3.关系:行为与结果有因果关系

实践发现,对行政赔偿诉讼证明妨碍的构成要件认识不一,导致裁判不一,并且证明妨碍行为的对象也绝不仅限于损害事实。鉴于此,亟待对此问题予以明确。

(一)行政赔偿诉讼中证明妨碍的构成要件

关于主体要件,仅限于被告行政主体。关于主观要件,即是否需要行政主体具备主观过错,从文义出发并未明确行政主体需具备故意或是过失主观状态,故对于相关法律后果应适用过错推定或是无过错责任原则。关于客观要件,笔者认为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被告实施妨碍行为。在行政赔偿诉讼中,表现形式上除了毁灭、隐匿证据等典型作为类行为外,更多的表现为不提交对自己不利的证据、不配合法庭调查等非典型不作为妨碍行为,多发生在诉前的行政程序,多因未履行法定程序引发。

其次,因被告使得原告陷入证明困境致待证事实无法查明。包括两种情形:一是被告的妨碍行为直接指向直接证据,如涉案房屋被违法强拆,室内物品被毁损,没有制作清单、没有全程录像,现场不复存在,原告亦未能提供任何证据予以证明;二是原告可以提交传来证据证明自己的主张,如提供证人证言,建房清单,购置物品票据等,但无法达到一定证明标准。

最后,证明妨碍行为与证明困境之间具备因果关系。这种因果关系,应当依照法律上而非事实上的因果关系来判断,包含“条件关系”和“相当性”两个要素。“条件关系”指“无此必无彼”,以此过滤与造成某种后果无关的事物;“相当性”指“有此通常有彼”,即若有该行为,通常情况下足以发生此种损害。[12]即只要被告的行为在先,原告举证不能在后,且彼此之间存在着客观的联系,法官可以根据经验法则和逻辑推理对此因果关系作出推定。[13]需要注意的是,被告的行为是原告无法举证的唯一原因,如自身原因或其他外因则为证明妨碍成立的阻却因素。

关于客体要件,《行政诉讼法》第38 条第2款仅围绕损害结果要件事实作出规定,但笔者认为在行政赔偿案件中,每一个要件事实均有可能出现证明妨碍。

1.赔偿义务机关即赔偿主体是指因违法行政行为而承当赔偿责任的行政主体。一般而言,赔偿义务机关就是违法行为实施主体,但实践中却出现了损害结果已经发生,却苦于证明不了由谁来承担责任。以强制拆除为例,强拆行为大多需要有村委会、第三方等协助或直接由第三方实施。有的案件中,村委会还会主动自认是拆除行为的主体以此来帮助真正需要承担责任的行政机关摆脱诉讼风险,并改变诉讼性质。(如贾十一案[14]

2.损害内容包括损害事实的存在和具体损失数额。原告对自身权益受损和损失大小的掌握程度必然优于被告,基于证据距离原理原告应当就此承担证明责任。然而损害事实存在却是证明妨碍的“重灾区”。原告一般是公民个人或其经营的生产作坊,赔偿请求多与日常生活经营相关,涉及赔偿款项细碎繁杂难以清晰明了记录。行政主体未履行物品清登,甚至以较大破坏力的方式拆除,此时原告基本都会陷入无法举证的困境。(如陈金钗案[15]

3.因果关系系违法行政行为与受损的合法权益建立逻辑关系的桥梁。原告合法权益受损及赔偿义务机关的违法行为均已被证实存在,但相关损害是否因行政机关违法行为所致却扑朔迷离。行政主体往往倾向于将损害后果归结于原告自身未履行催告程序中已明确告知的自行清理、自行拆除义务,或未予及时处理行政主体已予以提存的相关物品,甚至主张案外第三人违法盗抢行为所致。(如姜和林案[16]

4.根据《行政诉讼法解释》第97条的规定,根据作用力确定赔偿责任,被告有时会强调原告对损害后果的发生存在混合过错,此时原告应对免责事项进行证明,但常无法证明仅能作解释说明,其解释成立与否依赖于法官的逻辑判断。(如张云家案[17]

(二)行政赔偿证明妨碍的制裁与救济

如何应对证明妨碍?其制裁和救济手段包括强制措施、法院调查取证,推定主张成立,证明责任倒置、降低证明标准、拟制自认等。[18]其中一些理论在行政赔偿诉讼的司法实践中亦能觅得踪迹:

1.无法查清强拆主体时基于经验法则的事实推定。如史宗兰案再审法院认为,如确无法查清强拆主体的,可根据拆迁工作的目的及根据权责一致的原则,推定具有补偿职责的市、县级人民政府为强拆主体。[19]但是如果能够查明拆除房屋的实际主体的,应按照实际情况据实认定实际强拆主体。[20]

2.因被告原因导致原告对损失及赔偿数额举证不能时的证明责任转换。如苏积庆案再审法院认为,高新区管委会未提供任何证据,同时原告因违法强拆仅能提供现场照片和损失清单,已穷尽举证手段。从公平角度出发,对于赔偿损失应适用举证责任倒置,由管委会承担赔偿责任。[21]

3.在原被告就损害数额均无法确定的情形下酌情裁量赔偿数额。如沙明宝案再审法院认为,对原告主张的符合生活常理的房屋内物品损失,应当予以支持;对于原告主张的超出市场正常价格的物品损失,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特殊性的,超出正常价格部分不予支持,但可按普通市场价格“就高不就低”的原则,从最大限度保护被侵权人的合法权益角度出发,酌情确定相关赔偿数额。[22]

4.原告方证明标准降低。原告因自身举证能力及被告证明妨碍导致对损害事实、因果关系等往往只能粗略证明。法院放弃明显优势这一较高证明标准,而运用优势证据标准比较哪一方主张的事实更可信。如绿康案因强拆导致无法确定损失数额,一审根据原告的物品清单、收据发票等证据,并考虑生产规模和水平、设备折旧、被告违法情节等因素,酌情确定赔偿数额。二审法院维持一审,认为原告举证达到优势证明标准。[23]

5.建立在公平原则及信赖利益保护原则基础上的全面赔偿。对于已经发布征收、拆迁或腾退公告,但在征收决定或作出之前或未能达成拆迁协议的,就强制拆除房屋,应当是适用 “充分赔偿”,参照补偿标准确定赔偿数额。如许水云案再审法院认为,在既未作出补偿决定又未签订补偿协议的情况下,被告违法强拆被征收人房屋的,应当赔偿被征收人房屋价值损失、屋内物品损失、安置补偿损失。在确定赔偿数额时,应当坚持全面赔偿原则,合理确定房屋等的评估时点,并综合协调适用《国家赔偿法》与《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确保被征收人得到的赔偿不低于按征收补偿方案可以获得的征收补偿。[24]此外还有精神损害赔偿、惩罚性赔偿金等赔偿方式初见端倪。如喻峥案二审法院认为,赔偿范围包括房屋及屋内物品的损失、按正常征收补偿程序本应享有的惩罚性赔偿损失。[25]学者认为,在个案中承认国家赔偿惩罚性赔偿金,具有平衡各方利益诉求的功能,达到实质性解决行政争议的目标。[26]

四、行政赔偿诉讼中证明妨碍规则适用之完善

(一)明确适用前提:原告完成初步证明责任

适用证明妨碍的前提是原告已积极举证,即“原告应当对行政行为造成的损害提供证据” [27],履行初步证明责任。证明妨碍规则实质降低证明评价标准或减轻或证明负担,并未免除各方的举证责任,原告在行政赔偿诉讼中对自己的主张承担举证责任。被告有权提供不赔或少赔的证据。首先,原告需要围绕损害事实、违法主体及因果关系等完成立法规定举证义务。接着,应要求被告提供反驳证据。这个过程不是静态或是一次性的,而是在原被告之间来回转换,法院通过这种彼此“翻牌”式的举证活动分析本证成立与否及可能性大小,从而确认原告是否完成初步证明责任。换言之,只有当基本能够认定行政行为违法事实成立前提下才具备适用证明妨碍规则的条件,应注意的是该举证义务是主观意义上的举证责任而非结果意义上举证责任。[28]

(二)规范启动程序:法官依职权启动

《行政诉讼法》《行政诉讼法解释》抑或是《行政诉讼证据规定》均未明确该规则的启动是依当事人申请,还是法官依职权。笔者的观点是,在行政赔偿认定中证明妨碍规则的启动应当依职权。《民诉法解释》第112条规定对证明妨碍规则的启动作出了明确规定。但在行政赔偿领域需考虑到行政诉讼中原被告获取证据及举证能力的天壤之别,以及赔偿案件中证明妨碍对原告合法权益的严重影响,规则的启动应由法官依职权行使,谨防原告遭遇因就证明妨碍举证不能而引发的“二次伤害”。

(三)强化释明义务:确定证明责任是否转移

在行政赔偿诉讼中,原告证明已穷尽方法举证仍无法证明违法主体的身份、损害后果、违法行为与损害后果的因果关系等要件事实时,法院应当综合全案情况依照证明妨碍的构成要件进行审查,若成立证明妨碍,那么证明责任则转移至被告,这是结果意义的举证责任分配。这一转移不仅适用于损失这一结果要件,而是普遍适用于行政赔偿的所有要件事实。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法官应当通过适当的方式向双方释明原告履行初步举证责任、被告所负的举证责任及不履行的后果。需要强调的是,法官在责令被告提交相应证据的同时,应综合案情、证据收集的难易、证据被销毁或污染的风险等因素对披露证据的时限进行明确。[29]

(四)细化适用要件:主观过错不是构成要件

成立证明妨碍应具备:主体要件即行政主体。客体要件1.被告实施妨碍行为,包括作为与不作为,2.因被告导致原告无法举证致待证事实无法查明,3.被告证明妨碍行为与原告无法举证之间具有因果关系。行政主体是否具备主观过错不是构成要件。对此前文已有详述不再赘言。

(五)明确法律后果:解决赔偿结果的问题

对证明妨碍制度功能的认识,已从“解决负证明责任当事人的证明困难”转向实现当事人之间的“公平”以及对妨碍者的制裁”。[30]如将证明妨碍制度定位于协助负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收集证据以及使不负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开示义务,自会将“妨碍者”与“不负证明责任的当事人”做连接; 但如以“公平”和“制裁”作为该制度的思想基础,则没有理由不对“负证明责任的妨碍者”进行制裁。[31]行政赔偿案件对原告的权利救济最终应落脚在锁定赔偿义务主体及确定赔偿方式和数额上。证明责任的转移尚不足以成为确定最终赔偿结果的“直通车”。结合司法实践及相关判例,在制裁和救济上还应当配合其他“技术手段”予以辅助:1.无法查清赔偿主体时基于经验法则的事实推定。2.适度降低对原告提供证据适用的证明标准。3.在原被告就损害数额均无法确定的情形下酌情裁量。4.因违法强拆对被拆迁人造成损失参照所在拆迁项目的拆迁补偿标准确定赔偿数额的全面赔偿等。(见表4)

五、结语

从行政赔偿案件的司法实践来看,笔者认为,除了正确适用证据规则外,还应当加强裁判书的释法说理。尽管在很多裁判文书中,法官部分或完全支持了原告的赔偿请求,但在判决说理部分仅概括为“依据生活常识”“结合在案证据”“酌情确定”等字眼,对原告的主张是否考虑及具体理由,采用的酌判标准如何选择和确定等重要因素,讳莫如深或寥寥数笔,缺乏对证据的具体分析和判断、没有体现逻辑分析和推理过程。笔者认为,与行政赔偿诉讼中原告的“多语”和被告的“寡言”相比,法官当以“金句”回应,增强文书释法说理的针对性与说服力,让“法律论证不再是法官的独白,而是对法律问题有着各自理解的原告、被告和法官的三方对话”[32],确保手中裁判权始终在法治阳光下公正理性行使。



[1] 诉讼活动中各方诉讼参与人均有可能实施证明妨碍行为。但应实践需要,本文研究的对象主要为被告实施证明妨碍的情形。

[2]2016)最高法行申791号,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91号指导案例。

[3]2017)最高法行申26号。

[4] 通说认为应包括主观举证责任和客观举证责任,主观举证责任是当事人为了免于不利的事实认定及败诉的后果,从诉讼开始就收集和提出证据,就其诉讼主张向法院提供证据的责任,也称为行为意义上的举证责任、形式意义上的举证责任; 客观举证责任是指如果当事人因没有举证或者虽然提出了证据却未能使法官的心证达到证明标准,当诉讼到了最终阶段案件事实却处于“真伪不明”状态时,将要承担的败诉风险,这种结果只是在举证诉讼的最终阶段才显示出其作用来,又被称为结果意义上的举证责任、败诉风险责任。

[5] 参见黄国昌:《民事诉讼理论之新开展》,元照出版有限公司 2005 年版,第 243 页。

[6] 参见Welsh v. United States,844 F. 2d 1239,1246 ( 6th Cir. 1988) .

[7] 参见张卫平:《民事诉讼法》,法律出版社2019年版,第259页;张卫平:《证明妨害及对策探讨》,载何家弘主编:《证据法学论坛》(第7卷),中国检察出版社2004年版,第157页。

[8] 姚志坚、柯胥宁:《知识产权诉讼中证明妨碍制度的适用与完善——以侵权损害赔偿认定为视角》,载《人民司法》202019期。

[9] 参见《德国民事诉讼法》第427条、第446条,《日本民事诉讼法》第208条、第208条,我国台湾地区“民事诉讼法”第282条。

[10] 参见赵信会:《论证明妨碍救济措施之创设——以对英美法律制度的分析为参照》,载《证据科学》2014年第22卷。

[11] 参见罗智敏:《行政赔偿案件中原被告举证责任辨析》,载《中国法学》2019年第6期。

[12] 于飞:《“老人拿鸡蛋被拦猝死案”二审判决书评析》,载《人民法院报》202048日,第五版。

[13] 杨立新:《侵权行为法》,中国法制出版社2006 年版,第144-147 页;毕玉谦 《民事证据原理与实务研究》,人民法院出版社2003年版,第564-565 页。

[14] (2019)最高法行申3784号。

[15] (2015)浙温行赔终字第3号。

[16] (2015)台临行赔初字第10号。

[17] (2016)0305行初16号。

[18] 参照张卫平:《证明妨碍及对策探讨》,载何家弘主编:《证据学论坛(第七卷)》,中国检察出版社2004年版。

[19]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正确确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行政诉讼被告资格若干问题的规定》出台后,应注意具体识别。

[20]2019)最高法行申8907号。

[21]2017)最高法行再68号。

[22] 3

[23] (2007)苏行终字第 90 号。

[24]2017)最高法行再101号,《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18年第6期。

[25] ( 2018) 赣行终 250 号。

[26] 章剑生:《私有财产征收中的行政赔偿——许水云诉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政府房屋行政强制及行政赔偿案评析》,《法律适用》2020年第4期。

[27] 《行政诉讼法》第38条第2款规定。

[28] 王春芳案即是混同了证明妨碍的“适用前提”与“法律后果”两个概念。

[29] 现行做法为严格遵守行政诉讼法明确的法定举证期限,超期举证则会导致证据失权。笔者认为权宜之计可参照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或期未来制度设计实现程序正义和实体正义的价值平衡。

[30] 于鹏、冯亦浓:《行政诉讼证明妨碍及其法律规制研究——以民事诉讼为参照》,载《行政法学研究》2020年第6期。

[31] 黄国昌: 《民事诉讼理论之新开展》,元照出版有限公司 2005 年版,第 265266 页。

[32] 何海波《实质法治 寻求行政判决的合法性》,法律出版社200910月第1版,第424页。


 
责任编辑:夏倩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