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 年 10 月，我拿到了十八年来第一枚校运会奖牌，是手枪分解结合比赛的季军。那一年，诺基亚还没有停产，手机照相多半儿还是低像素。那一年，监狱学学院还是监狱学系，而我们包揽了女子组前三名。

当时我们的监狱系主任名叫李建军，他顶着十月的料峭寒风，从头到尾观看了我们每一场比赛，在颁奖后与我们合影留念。这位老前辈被我们戏称曰“老李头儿”，是因为着实亲切。

入读监狱学系，素有“荣获四年有期徒刑”一说。讲纪律，我们规则管理最严格 ；查内务，隔三差五就能见宿舍楼外天降棉被，全是因为豆腐块儿的直角在 90°上下有所偏差，被督查扔下来了 ；跑早操，无论雨雪雷电或雾霾，不到万不得已绝不停跑，往往别的院系都停操，我们还得顶着雪花儿下楼集合跑操。要是哪位早起洗了个头，还能互相敲着头发上的冰棱玩儿，跑完湿一脖颈儿，不知是汗水还是雪水。到了雾霾天儿，后队看不见前队，这三公里要跑下来就全靠喊着号子听声辨位了。

但谁也没法儿埋怨。因为老李头儿比我们起得还要早，也一样吸着霾、迎着雨雪，花白头发、容装肃整地站在路口，像一座挺拔的路标，注视着我们跑操的队伍。许多年来，每天如此。

有人说，没有老李头儿，就没有现在的监狱学学院。也有人说，从他身上学会了坚持和低调。其实到了我们这一届，老李头儿已经不再带班，我们和他的直接接触并不多。

落笔之前，我想在网上摘抄几段他的个人简介，然而同名同姓的太多，一时竟然无从检索。而作为全国无数个知名或不知名的李建军中的一个，老李头儿好像也没什么特别，平日里低调不搞事情，就是笑容更朴实一些，跟学生打招呼更认真一些。似乎无论谁在茶余饭后聊起学校里的这些事儿，都能剥着煮花生、随随便便道 ：哎，咱们那个老李头儿啊……时间长了，老李头儿就成了许多人湛蓝的青春中最亲近的白衬，或没有之一，连校门口那条街上烫头的王师傅都知道。

一晃到了大四，别的院系都忙着考研找工作，在全国各地蜜蜂赶花儿似地赶考，也唯有我们被叫回了学校，继续着每天六点三公里的跑操，把哨压到最后一刻。也正是那时，得知了老李头儿马上就要退休的消息。

于是那些天，有的约上三五个小伙伴儿下馆子庆祝，未及觥筹交错，已经有人感叹。在赶考中留长了头发的学生们结伴儿去理发，和首席造型师 Tony或 Kevin 闲聊，一开口也是在说老李头儿，说着说着，镜子里的人又变成了当初刚入学的愣模样儿。

没几天，一条街似乎哪儿哪儿都能听见这样的慨然 ：老李头儿要退了啊……可我怎么一直觉着，他会一直在呢？

我们开始盘算，数好了他退休的日子。暗自计划，想象着我们跑操的队伍踏过熹微的晨光，跑过教学楼、警察训练中心，跑过树影摇曳的林荫道和绿茵场，在快跑到老李头儿跟前时，集体改成齐步走、向右看，然后喊着口号踢一路正步，非吓他一跳不可。

结果偏偏那天，暴雨倾盆。哪怕按照一贯严苛的标准，也必然是要停跑了。果不其然，六点刚过，“今日停操”的指示就下来了。但只有这一次，没有人欢呼，也没有人迫不及待地钻回被窝里。所有人傻愣愣望着窗外的暴雨，凌晨灰黑的雨幕层层叠叠、冲刷着校园里一座座楼，冲刷着跑操的道路，也冲刷着那老李头儿总是像路标一样挺拔站着的路口。

后来听说，那一天，他本想站在路口给我们敬个礼。2011 年那张校运会的合影，是我手头能找到的他仅有一张照片。渣像素的照片儿上，我顶着“监狱学系手枪女子组同款”的包子脸，和师姐们一起捧着花。而老李头儿还不是满头花白头发。

那一年，我作为唯一一个参加手枪分解结合项目的大一新生，从报名时起面对着各种各样的质疑。因为手枪分解结合作为一个传统项目，向来分值颇高。但针对手枪的学习却是在大二才展开的，且经过层层选拔，最后能够参赛的往往是大三、大四的师兄师姐。推荐我参赛的师兄鼓励说别在意，一起参赛的两位大三师姐也劝说没关系、相信自己。

然而，就算我从第一次拆装五四式手枪的 38 秒就已经获得了初选资格、第二次用 27 秒的成绩为自己赢得了队伍的一席之地。就算我在有限的练枪时间内反复不停地拆装、劈了指甲、手上水泡磨破了一层又一层，绞尽脑汁研究更快的手法，就算我吃饭睡觉都想象着手里有把枪，练习着拆装动作——这种外来的质疑都没有停止。就这样，在赛前偶然碰见了老李头儿。

他问 ：你怎么会这些？

我说 ：就是喜欢，琢磨着就会了。

“那很好啊，希望你一直这么喜欢。以后干工作，也要喜欢自己的工作。”

我回答 ：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