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推开法庭之门，就能看见人生百态。其实，回首在法院工作这十几年，所历经的每一场调解、办理的每一个案件，就像上演着一部部不同颜色的影片。那一通从海上打来的电话，始终让我记忆犹新。

“我在船舱信号不好，到甲板上……说。一年……要工资，每次……把我赶出去……几乎绝望了。”秋天的深夜，话筒声音断断续续，就像甲板上的海风一样。

这是一起原审原告成为再审被申请人的劳动争议民事申诉案件。当事人蒋小军没签劳动合同就入职了某公司担任销售。后来，公司没有及时支付足额工资，他便选择离职，自此开启了讨薪之路。

“我家就是普通的农村家庭。我这学历不高，上有老下有小，家里都等着用钱，我实在耗不起了。”说到最后，这个43岁的北方汉子撇下一句话，匆匆挂断了电话。

工资迟迟未能拿到， 蒋小军迫于生计，又辗转成为了出海船员。那天晚上，闭上双眼，电话里的声音始终在我脑海盘桓，声音里的委屈、不甘和咸涩的海风融为一体。

其实，面对繁多的案件，按流程处理这类劳动争议案件最简单实际，驳回就行。但这样一来，蒋小军的讨薪之路可能还有很长一段。

群众有所呼，法院必须有所应。这是关乎群众幸福感的事情，是群众对法院的一份信任，更是一份责任和承诺。也正是在那一晚，我暗自下定决心，彻底解决蒋小军的维权诉累和公司的经营信誉问题。

一般来说，案件到了申诉审查阶段，当事人能达成调解的可能性相对较小。案卷显示，某公司经原审法院传票传唤后没有到庭参加诉讼，并明确拒绝签收原审判决书。直到蒋小军申请强制执行，冻结公司公户账款，法定代表人被限高后，才提起了再审申请。

虽然早已预感对方是块难啃的硬骨头，但接通公司法定代表人刘希（化名）的电话时，扑面而来的火药味儿还是让我有些意外。“这个人就是个无赖，来法院诉讼之前他天天去干扰公司正常办公，现在还把我限制高消费了。”

在刘希的讲述中，忘恩负义甚至都不足以形容蒋小军的行为。交流中，他几次强调，公司与蒋小军是合作关系，一起开办日语培训，蒋小军讨薪是因为他放弃了合作。

其实，事实远不是他描述的那样。蒋小军提交的证据能够充分证明，双方存在劳动关系，这无可争议。要让这位极具偏见的当事人心服口服，注定是一场攻坚战。

“公司对蒋小军进行劳动管理，蒋小军从事公司安排的有报酬的活动。”“蒋小军出来打点工赚点钱也不容易。”……从法理剖析到情理劝导，好几轮交道硬打下来，刘希的口风有所松动，但补偿的金额又成了解决矛盾的拦路虎。

“和解也行，我愿意出两三万，这样我已经仁至义尽了。”沟通了十几次之后，听到刘希的调解方案还是与判决金额案款相差巨大，我不由得心生沮丧。

提起电话，我刚想找蒋小军聊聊，眼前便再次浮现出海上中年男人的愁苦面容。要不，还是再试试吧！

抱着再试一次的希望，我拨通了公司代理律师的电话，双管齐下。这一次，律师似乎也被打动了，回复说：“上次我问刘希被限高了怎么从北京回广西家里，他说他开车回。我也觉得两三万确实太少，我再做做工作。”

又是没有消息的两天过去，我的心里也渐渐泄了劲。在给自己做了好一会心理建设后，我想着再给互相最后一次机会，打最后一次电话。

“法官，您真有耐心，这前前后后给我打了好几个电话了，考虑到我的其他合伙人，我愿意再增加一些金额，您也让蒋小军让一让。我出四万五他能接受吗？”没想到，这次刘希情绪稍有稳定，经过我的持续“轰炸”，刘希的态度终于有了松动。

“你把你的支付宝或者银行账号给我，用于调解成功后公司给你转账，拿到调解款后双方就本案再无其他争议。”我迅速联系到蒋小军。快速协助双方达成一致意见，拿到案款，解除限高，这是一次稍纵即逝的机会。

2022年10月24日一个安静的午后，秋日里的东海格外湛蓝，甲板上又传来了熟悉的电话声。“考虑了判决金额和案件实际情况，法院给你多争取了一些钱，一会儿你会接到转账信息。”

蒋小军的声音惊喜、木讷又局促，似乎想多说些什么，顿了一秒，又咽了回去。海风呼呼而过，不断摩挲着话筒，最后，只留下一句“谢谢……”

在矛盾纠纷的调处过程中，从来不局限于是非曲直的判断，更在于以法为后盾，以情为基础，以理为事实化解纠纷的过程。审理一个案件，把矛盾争议一次性彻底解决，维护公平正义，恢复正常秩序，这，就是我所追求的办案效果。